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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自中山大学去职到上海后，环境愈发地不好，南京甚至发出了对他的逮捕令。他用笔名在《申报》的自由专栏里发表文章，一般不出三天就被人发现，于是又改笔名，那段时间是他笔名用得最多的时候，内山先生估计，一共大概有五十七八个。
鲁迅对逮捕令并不在意，依旧平静往来于家中和内山书店。别人说，先生外面危险呐，他只淡淡地答道：“没关系的，要真想抓我的话，还出什么逮捕令啊？直接暗地里把我抓了岂不更好，出个逮捕令还碍事。”
颇有意思的是，逮捕令发出十年之后，时任南京宪兵队长正是鲁迅当年的一名学生，后者登门求见，没说几句话就回去了，然后从南京写信询问先生，是否可以撤销了逮捕令：“我过去就一直仰慕先生高洁的品性，怕做了肯定会受到先生责罚。首先请先生予以谅解。”
可见，当时的逮捕令似乎也如同是对硬骨头文人的“褒奖”。结果，鲁迅先生只回了一行字：“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命不久矣，所谓的逮捕状留着也无妨。”
类似这样的事情，生活中不经意发生的，后来被内山先生通过一篇篇的回忆文章记录下来，虽因当初没有录音条件而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但老朋友对老朋友的那种怀念，字里行间透着鲜活深情，也具宝贵价值。
每到这种时候，内山先生便放下手头的活儿，拖把椅子到“鲁迅专用”的藤椅边，沏一壶茶，高高兴兴聊起天来。
“老板，你听说过‘黄河之水天上来’吗？因为古人治理黄河靠的不是疏通河床，而是把两岸的堤坝修建得越来越高。随着河床被淤泥堆积得越来越高，两岸的堤坝也渐渐变得越来越高。一旦发洪水了，高筑的堤坝决堤了，水就像瀑布一样倾泻而出。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黄河之水天上来’了。这样看来，中国确实有必要改革治水方式啊！”
鲁迅说起话来，兴之所至常有闪光之处，内山后来遗憾，检讨自己懒惰，当时未能句句如实照录。
因为鲁迅，内山完造和他的内山书店如今在中国知名度甚高，其实，当年内山书店也曾名扬一时，一度定期举办“文艺漫谈会”，包括欧阳予倩、田汉、郁达夫[注: 郁达夫(1896.12.7~1945.9.17) 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等人在内的文化界人士，常聚在书店里，吃着炒豆、喝着粗茶，漫无边际地聊至凌晨。
如今的内山书店原址还在，一楼已是银行营业厅，二楼开设了纪念馆，展出各种图文史料。读过内山先生的这本书，那种想要再去睹物感怀一下的心情，真是片刻也不能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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