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青 在第四个文化遗产日之际，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刘兴范提出，能否把鱼灯作为深圳的文化符号，设立一个鱼灯节。现在深圳街头装点节日气氛挂的常见的是中国结，虽然也是喜气洋洋，但中国结是民族的特色，不代表深圳的特色。如果在深圳的街头或者机场等一些公众场合悬挂独具深圳特色的“鱼灯”，也许会让南来北往的宾客耳目一新。把客家文化的鱼灯作为深圳的文化符号是不是合理、能不能得到认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按下不表。我们且沿着可以的思路看看，鱼灯要成为深圳的文化符号有几重距离？ 看一下鱼灯生存的现状，不免让人担忧：鱼灯传承人之一的吴天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如今的沙头角鱼灯舞只恢复到“原版”六七成的水平，而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传承人的青黄不接。原因是沙栏吓村的居民近些年逐渐外迁，留在村中的非老即小，想要从这些人中找到合适的男舞者已经不易。看来，沙栏吓村并没有因为在八年前成为国家文化部命名的“民间艺术之乡”而得到特殊的庇护。在这个乡村，尽管有这样一项看起来名声很响的传统技艺，也挡不住年轻人外迁或者外出打工的时潮，传统的鱼灯显然没有足够的魅力挽留住他们匆忙外出的脚步。年轻的一代既然不靠打渔为生，这种由打渔生活衍生出来的鱼灯舞也就在他们的眼中失去了光彩。鱼灯舞在自己的发源和诞生地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作为演出重要道具的鱼灯又怎能成为深圳的文化符号呢？ 吴天其介绍说，如今的鱼灯舞估计再过两年才能还原“正版”，村里也在筹划再请海外或者是邻村观看过原版鱼灯舞表演的老人来回忆当年的情形，这样的回归路径不由让人想到“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鱼灯舞选择从看者的记忆中恢复“正版”，这样的还原路径，其准确和可靠度还真是无法估量。 其实，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除了活态传承以外，还有一种文字和图像的记录，不妨文字和图像记录并驾齐驱。这样在有条件复原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比较接近传统的“正版”。２００１年沙栏吓村成为国家文化部命名的“民间艺术之乡”后，不知道当时鱼灯舞的现状如何，是不是有一定的现代手段保存了当时的鱼灯舞表演。我觉得这样的记录和复原的路径比起那些看过的老人回忆来，起码要可靠和准确得多，也更有参考的价值。 说到鱼灯舞的发展。吴天其觉得要把鱼灯舞很好地传承下去，可以打破“传内不传外”的套路，准备向专业舞蹈人员传授，利用他们去国外表演的机会宣传村里的民间艺术。 传统工艺向来有诸多规矩，像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之类。独家绝活，概不外传，为的是求生存。但现在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这些规矩无疑就成了绊脚石。我觉得这些被贴上文化遗产标签的种类应该变成八爪章鱼，四处伸手，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拼命找到自己的生存路径才对。眼下，鱼灯舞想传内，内无传人，只好眼光向外，向舞蹈人员传授，把演出的市场放到国外。这样的传承路径显然有点病急乱投医的味道，鱼灯舞不说在国外的影响力如何，只看深圳。有多少深圳人看过鱼灯舞的实地演出？或者缩小范围调查一下，有多少盐田、沙头角的人看过鱼灯舞的演出？作为深圳唯一一个本地挖掘的国家级“非遗”项目，鱼灯舞在深圳的影响力远远不够，一下子把眼光投到国外的演出上，显然有点舍近求远。 假设鱼灯真的成了深圳的文化符号，那么最低程度也得先在市民中有一个普及。像刘兴范提出的，参照潍坊的风筝节、南宁的民歌节、大连的时装节，深圳也可以搞一个鱼灯节。如果这个设想果真变成现实，要过两年以后才能恢复“正版”的鱼灯舞如何才能像风筝、民歌、时装一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呢？ 深圳守着鱼灯这个宝，但它的生存状态令人担忧。鱼灯要成为深圳的文化符号不是没有可能，但需要三步走：恢复正版的鱼灯舞，扩大传承面，提高影响力。从沙头角开始，走出盐田，走出深圳。这三步跳跃完成以后，也许才有条件开始论证它到底能不能胜任深圳文化符号这个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