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稿费

    文字作品是写给读者看的。在商品经济社会，读者阅读他人作品，要花钱买。文字作品以商品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这个不争的事实恐怕是再清高再有使命感的作家也不得不认可的。因此，作家的作品以书籍为载体发行后，作家从营业额中获得稿费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浩劫中，中国大陆取消了稿费。写文章写书发表了出版了却不给稿费，这在今天看来是天方夜谭，在当时却是毋庸置疑的。好在当时的作家大都被剥夺了写作和出书的权利，那时流传一句话，叫做“8亿人民8个样板戏1个作家”。这1个作家指的是浩然，那时几乎只有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可以出版发行。上世纪80年代一次我问浩然，十年浩劫中你的书少说印了数百万册，你真的一分钱稿费没拿？浩然说绝对分文没有。

　　我比较幸运，第一次发表作品就拿到了稿费。我的处女作发表在1977年第4期《汾水》双月刊上。1978年1月，《汾水》编辑部给我寄了10元钱。那时明目张胆向作者支付稿费似乎还不是名正言顺的事，因此编辑使用“曲线救国”的伎俩在汇款人附言栏上注明此款为“书本文具费”。

　　当时我在北京一家工厂做二级工，月工资40元。10元对我不是一个小数字，相当于月工资的四分之一。那张汇款单被我很是在桌子上陈列了一段时间，靠它陶醉激励自己。直到再不取就有被邮局退回的危险时，我才去邮局体会那神圣的时刻。但到今天我仍时常为自己昔日的鼠目寸光贪图小利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痛心疾首，当初如果我不取第一次稿费从而保留那张汇款单，其今天的价值该有多大？

　　好像是从1978年初起，中国大陆正式恢复向作者支付稿费，但数额低得令人啼笑皆非。在我拿稿费的头两年中，数额最少的一次是2元，最多的一次50元。1984年1月3日，我收到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寄给我的《皮皮鲁外传》单行本第3次印刷印数稿酬，该次印刷数量为1万册，印数稿酬为16元2角。

　　和发达国家的作家比起来，中国大陆作家的稿费相形见绌。1997年9月22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了全世界收入最高的10名艺术家，位居第4名的是美国作家迈克尔·克里奇顿，他在1996年和1997年获得的稿费收入是1.02亿美元。另一位已经出版了7部侦探题材畅销书的美国女作家帕特里夏·康韦刚宣布了自己又要写3部新作，出版商就忙不迭地预付给她1.44亿美元稿费。出道较晚的英国女作家罗琳用极短的时间靠作品成为世界女性首富，证明文学作品创造的经济效益甚至击败了房地产业和零售业。

　　假如是同样水平的两位作家，一位在中国大陆，一位在美国，他们所获得的稿费肯定有天壤之别。美国出版商不是傻子，他们付给作家那么高的稿费，绝不会赔本赚吆喝，肯定拿大头的还是出版商。那么中国大陆作家应该获得的那部分稿费流入了谁的腰包呢？答案只能是装进了图书经销商和出版社的腰包，当然还有盗版书商。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实施已经在改变。版税制是国际流行的付酬方式，也就是作者从书籍的总定价中按百分比抽取稿费。国际上通行的版税标准是：书的印数在1万至1.5万册时版税率应为10%；印数为1.5万至2万册时版税率应为12%；印数2万册以上时版税率应为14%。《著作权法》实施后，我在出书时开始要求出版社以版税形式向我支付稿费。正当我为自己历尽千辛万苦争来的百分比洋洋得意时，一个意外的信息将我打懵了。

　　我的一套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南方某出版社出版，几年下来，逼近百万册的印数很是令我陶醉。一日，我忽然接到一位小读者的举报信，她说她爸爸就在印刷我的那套书的印刷厂工作，她说那套书的版权页上标明的印数是假的，实际印数比这大得多，她还给我寄来了有实际印数的印制单的复印件。真是晴天霹雳。那出版社的社长和我号称哥们儿。我的律师当即表示要诉诸法律，我于心不忍，说我先打电话核实，最好不要挥舞法律的利剑，人家是有家室的人。一个电话打过去，该社长见我透露的数字准确到了个位数，立马就坦白从宽并补寄版税。我觉得还是中国大陆作家幸福，美国作家能有机会拥有如此可爱如此令人荡气回肠的读者？

　　我们的作家和出版社之间缺乏一条纽带，这条纽带就是文学经纪人。在发达国家，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文学经纪人的运作。文学经纪人代表作家和出版商讨价还价，然后替作家签署出版合同。文学经纪人既为作家服务，也为出版商效劳，还能缓冲两者之间的矛盾。文学经纪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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