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要重建传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不能不立即下最大的决心，急起直追。”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汤一介：我想他主要指思想方面，我们没有新思想了，连旧思想都抛掉了。“文化大革命”不但批判传统文化，而且把很多书都烧了。不让年轻人读这些东西，让他们读一点也是为了进行批判。这是个很大的断层。

　　我常讲冯友兰、陈寅恪、金岳霖、汤用彤、贺麟这一代，他们的幸运在于，十五六岁以前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国学训练，到了十七八岁以后他们上了几年新式学堂就出国了，在国外待五六年甚至更长。而1949年后，我们没有国学基础了，对外又封闭，没法了解人家的思想。“文革”后，这两个基础也还没有真正补上，现在出来的一批学者，国学基础不如前一代的研究者。所以我们还要培育一批国学基础非常好的、对西学的掌握也比较好的学者。

　　记者：在研究普世价值之后您下一个要研究的问题会是什么？

　　汤一介：最近我编《儒藏》时读了一些儒学的东西，我认为“礼”的问题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完整的社会应该有一套道德教化，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这两套能平衡协调，社会就比较稳定。《二十四史》里有各种“志”，刑法志是一个志，礼乐志是另外一个志，婚丧嫁娶都是有“礼”的，“礼”对“法”做了补充。(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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