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贵霜时期，大乘佛教逐步形成并迅速发展，取代小乘佛教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帝国鼎盛时期，由于迦腻色迦的大力支持，大乘佛教在中亚和东亚迅速传播。佛教经典说，迦腻色迦是一个虔诚的大乘佛教徒，但实际上，迦腻色迦对印度教、波斯的拜火教、罗马密特拉教等不同宗教信仰采取的是兼容并取的态度，而对于佛教的大乘和小乘，他也一并接受。当然，他对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给予了更多的支持，佛教的第四次结集就是由他在公元2世纪组织完成的。

　　印度佛教正是通过大月氏人最早向中国传播，两汉三国时，外国僧人半数以上来自贵霜领地。东汉明帝时，来到中国的第一批高僧便是摄摩腾、竺法兰等大月氏人；在东汉桓帝、三国时期，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及支谦，则是最早在中国传译大乘经典的高僧；西晋的竺法护，人称月氏菩萨，生于敦煌，但祖上也是大月氏人；其他如支法度、支施仑、昙摩难提、道泰、月婆首那等沙门，也都是大月氏人。另外，安息人(波斯人)也热衷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如安世高。大致说来，支姓的高僧多来自大月氏，而安姓的高僧则来自安息。

　　-亚历山大的东征与贵霜人的西进，孕育了“阿波罗式的佛像”

　　贵霜人一方面艰难地西进，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佛教满载而归：不仅将印度、波斯文化引入了中国，而且将遥远的希腊文化融入了丝绸之路上东传的佛教艺术，这便是伟大的犍陀罗艺术，云冈、龙门、敦煌等地的石刻与壁画都受其影响。犍陀罗位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迦腻色迦时代贵霜帝国的都城。这里原本是希腊的殖民地，受希腊艺术影响很深。

　　犍陀罗艺术主要关涉佛教石窟、雕刻中的佛陀造型，这一时期的佛像由于和希腊阿波罗神相仿而被称作“阿波罗式的佛像”—— 其高挺笔直的鼻梁、卷曲的头发以及长袍式的衣着都是典型的希腊特征，但其俯视的目光和神情又充分体现了佛教精神，这有点儿像《弥兰陀问经》，其笔法或技巧来自希腊，内容却取自佛教。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贵霜帝国与罗马帝国商业来往密切，犍陀罗艺术可能更为直接地受到了罗马艺术的影响，但从渊源上看，假如没有亚历山大的东征，“阿波罗式的佛像”实际上是无法产生的。

　　亚历山大班师回国前，在印度河的支流杰卢姆河畔垒起了十二座高耸的祭坛，以志其东征的极点，这既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遗憾，他本来梦想一直东进的，不得已半途而返。亚历山大梦想打破东西方之间的界限，主张欧洲人移民到亚洲，亚洲人移民到欧洲，通过婚姻的纽带，使东西方联结起来。为此，他主张不同种族之间通婚，认为不同民族都是兄弟姐妹，他还身体力行，娶两个波斯公主为妻。他鼓励手下将士与当地人结婚，可以不回希腊，也可以带着自己的亚洲妻室回到希腊。

　　与亚历山大东征的情形相反，贵霜人西进则是种族的逃难和生存，他们来自中国，在匈奴人的打击下从甘肃一路向西，越过印度河，一直打到呼罗珊(位于今日伊朗、阿富汗、土库曼斯坦的交界地带)，占据印度西北部后又向东南进发，占领了恒河流域大部分地区。

　　虽然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异，但当亚历山大的东征与贵霜人的西进在空间上重叠在一起时，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成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真正的交汇点，从长安到罗马的丝绸之路至此连接在一起了。在这条通道上，佛陀带着西方世界阿波罗的风采从中亚和印度走向了远东。(石海军 文/图)

　　▲哈达佛陀头像，约创作于4或5世纪，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巴基斯坦的哈达地区，后期犍陀罗艺术的代表。线条匀称、自然柔美，既富于希腊风格，又不失东方韵味，被称作“东方的阿波罗头像”。

　　▲王子菩萨像，约创作于公元2世纪中叶，现藏巴黎吉梅博物馆。表现尚未出家的悉达多太子的形象，高贵的气派、俊雅的姿态和豪华的服饰，酷似贵霜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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