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中两性之间的置换关系或紧张关系,以此透视中国文化中独特的性别观念。如霍夫斯特拉大学副教授周祖炎用“双性混同”的概念解读《牡丹亭》、《桃花扇》等经典作品,认为这种双性混同现象实质上是异端文人反对残暴的政治权威的一种姿态,是他们减轻源自于政治自卑感的焦虑的一种心理策略,力图抗拒性别的戒令以寻求整体的文化身份。蔡九迪教授的专著《虚幻的女主角: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和性别》,通过广泛的跨学科研究,详细分析包括戏曲作品在内的众多文艺作品中的女鬼形象及其独特的性别文化意义,也给读者以深刻的文化启示。
以上的种种现象反映了一种可贵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学界也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北美学者运用各种文化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大致采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先行确定一种或几种当下流行的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之作为学术思考的平台、论文写作的框架或理论阐释的指南。这种将中国古典戏曲作为现代文化理论例证的研究思路,应该说是文化研究的“偏锋”,可以启人新思,发人深省,但毕竟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另一种思路是在尊重中国古典戏曲作为研究对象的“自足性”特征前提下,借助现代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究中国文化自身的问题、特征与底蕴。后者在近年来的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渐成气候,这说明西方研究中国的立场、心态和方法本身是在发展变化的。对于中国学界而言,一方面要以对话的方式,从汉学家的研究中获得碰撞和启发,一方面也要以更加开放平和的心态面对传统和古典,不惟西,不惟古,从容不迫,兼容并包。
在20世纪以前,北美地区人们心目中的所谓“中国形象”,无非是穿马褂、留长辫、抽鸦片、搓麻将等。当时北美地区汉学家观赏中国戏曲,大多陶醉于绚烂多彩的舞台形象、男扮女装的独特表演、五音杂陈的古典音乐等等外在的视听享受,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一种“他者”的文化身份和“俯视”的学术立场。中国古典戏曲给予他们的,顶多是一种“别有洞天”的启迪和异质文化的滋养。进入21世纪,情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大国崛起”的背景下,以北美地区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不得不对中国文化的实力和潜力刮目相看,同时也激发一批人文学者用历史的眼光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源,借以思考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之途。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者“设身处地”地鉴赏中国,在学术研究中渗透与张扬醇正芳香的“中国趣味”,便是这一历史文化趋向的鲜明表征。对于中国学界百多年来面对西方和传统的尴尬心态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启示?
(郭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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