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追随孙中山动因辨析

　　谭延闿出身于官宦之家,在清末中过会元,点过翰林;在辛亥革命以前曾任湖南谘议局议长,是著名的湖南立宪派领袖;1920年代初又是湘省制宪自治的首倡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又毅然摆脱军阀内部角逐的纠纷,走上追随孙中山的革命道路。作为清末民初有一定影响的政客,谭延闿在其晚年为什么会选择追随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呢?

　　原因之一:谭延闿虽是湖南制宪自治的首倡者,但对自治原本就抱首鼠两端的态度。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前,谭延闿对于地方自治是持反对和犹豫态度的,他怕得罪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在张敬尧逃出长沙不久,谭延闿即授意湖南省议会发表通电,解释“湘人并无南北之见”,而将湘人驱张说成是“自决自卫之战”。当时,以周震鳞为代表的湘绅极力要求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甚至还替他代拟了电报稿,但谭一直持观望态度,周震鳞的电报稿一搁就是10多天。等到直皖战争爆发后,由于湖南人民自下而上强烈要求自治,有人甚至倡仪:“组庵(谭延闿)既不肯宣布自治,我们就应当倒谭而谋自治。”在此情此景之下,谭延闿才开始转向,向熊希龄请教“湖南今后应当怎么办”。熊希龄提仪:“湖南应当超然于南北战争之外,乘此统一未成之际,宣布湖南实行自治。”于是,到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终于下定决心,将周震鳞所拟的关于“湖南自治”的电报(“祃电”)发布出来,宣布废除北洋军阀政府所加于湖南的督军制,实行地方自治和民选省长。事实上,这个7月22日的电报直到8月16日才在长沙《大公报》上以“要电”公布,而且从7月22日开始,到8月16日之间,在当时湖南的主要报纸《大公报》上,对此通电及湖南自治的问题,几乎一无报道,只是在“祃电”公布后,这方面的文章才渐渐多了起来。这似可佐证,谭延闿当时对湖南自治并无信心。

　　原因之二:孙中山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曾一再把谭延闿作为争取对象。孙中山曾在给胡汉民的信中说:“吾党缺乏政治人才,今后必须多联系国内知名人士以为我助,如北孙南谭,均一时人望。”这里所说的谭,就是指谭延闿。谭延闿第二次督湘时,孙中山于1917年6月致电包括他在内的西南六省督军、省长,号召共举护法旗帜。谭延闿被段祺瑞赶走退居上海后,孙中山又于1918年2月委托去上海的陈家鼎代为问候并致信,希望谭继续赞助护法,共同对付北洋政府。当谭延闿与桂系军阀打得火热时,孙中山在1920年4月、5月,两次写信或致电与他,一方面赞其“与同胞辛苦奋斗,为国为民”;另一方面又提醒他,桂系为湖南隐患,“欲复湖南(人)之湖南,尤非打破桂系努(势)力不为功。”并建议湖南与广州、云南、贵州配合,一举消灭桂系。见谭延闿仍持“骑墙”态度,孙中山在10月初曾致电对他进行批评,同时先后派黄一欧、阎鸿飞、周震鳞、姚大愿、姚大慈、柏文蔚、覃振等到湖南做谭的工作。当谭延闿于11月初通电表示与桂系彻底决裂、明确响应孙中山的讨桂战争时,孙中山对于谭的转变感到非常高兴,多次肯定谭深明大义,义举“可嘉”,认为“组庵护法决心,至所佩仰”。谭延闿在第三次卸任湘督后,孙中山采纳周震鳞的建议,派同是湖南人的大本营参军张国元专做联络谭延闿的工作,并携亲笔信,附手令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在沪筹划湖南方面的军事。应该说,孙中山的这些争取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原因之三:谭延闿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政治上日益倾向孙中山,服膺三民主义。辛亥革命以前,谭延闿对孙中山的认识是肤浅的,即使在1912年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南支部长,也多是形势使然。那时的谭延闿,“以为孙是只会讲外国话而没有读多少中国书的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也就开口闭口跟着一些骂孙中山为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亦呼孙中山为孙大炮。”(方鼎英:《谭延闿的湘军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谭延闿在第三次被赶出湖南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对湖南的制宪仍十分关注;继任的赵恒惕在表面上也一直尊谭延闿为老长官,显得恭敬有加。1922年1月,《湖南省宪法》正式公布时,谭延闿还致电祝贺。8月下旬,在湖南依省宪举行的省长选举中,谭延闿是7名候选人之一,但最终还是败给了赵恒惕,谭延闿对通过自治途径重主湘政失去了最后一线希望。加之在这段时间,谭延闿与杨庶堪、周震鳞和胡汉民等革命党人接触频繁,“书札往还,讨论国是”。杨庶堪向谭延闿介绍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劝谭诚心助孙,政治上才有前途。谭延闿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逐渐向革命靠拢,并重新加入了国民党。当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离开广东到达上海时,谭延闿到码头迎接,并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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