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座钱塘江大桥的开工典礼是在1934年11月11日举行。此时，晚清巨商胡雪岩(1823—1885)，已经入土近半个世纪。记者将胡雪岩与钱塘江大桥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在开历史人物的玩笑，其实不然。134年前，即公元1875年9月，胡雪岩的确动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念头，而且还付诸了行动，请来了英国、德国、法国的专家到钱塘江边作实地勘察，还初步选定了桥址。然而，由于当时的相关记载长期湮没在浩瀚的文献之中，一直没有被后人发现，所以人们也就不知道胡雪岩当年居然还有如此宏大的愿望。

　　那么，胡雪岩为何要造钱塘江大桥呢？这还得先从钱江义渡说起。

　　在胡雪岩所处的那个时代，杭州已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交流中心和物资集散中心，急流凶险的钱塘江也早已成为重要渡口。早期，钱塘江渡口的渡船分为官渡、私渡两类。无论人员过江，还是物资过江，官渡和私渡都实行付钱摆渡的制度，无钱休想过江。所以穷困旅客只能在江边望洋兴叹，即使有人悄悄混上渡船，然而一旦在江心被查出没有缴过钱，就会被船主抛出船外，丧生于波涛之中。

　　胡雪岩从小就在杭州商界打拼，常常耳闻目睹此种悲惨事件。所以，富裕之后，所办的一件大善事就是设立钱江义渡，让穷人、富人都免费过江。有关胡雪岩创办钱江义渡的时间，现在一致的说法是“在1864年以后”。当时，左宗棠攻下了被太平军占领的杭州城，胡雪岩时任左的军需官，发了巨财后，斥资办理钱江义渡。

　　但是，记者最近在查阅清代笔记史料时发现，其实在太平军攻占杭州(1861年)前，钱塘江上就已经有了钱江义渡。那时，义渡的经费来自官员和商人的捐赠，担任钱江义渡主管之人就是胡雪岩。由此看来，胡雪岩在没有发巨财之前，就已经在着手办理钱江义渡的善事。左宗棠收复杭州之后，胡雪岩不过是恢复一度被中断的钱江义渡。

　　自从有了钱江义渡，穷人过江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由于钱塘江水流湍急，每遇风猛浪狂，木船往往有倾覆的危险，所以每遇大风、大浪或大雾的天气，渡船往往停开，交通为此中断。

　　那时，胡雪岩在上海开有钱庄分号，所以上海是他经常去的地方。在上海，胡雪岩看到了外国人建造的近代钢质跨江大桥，从而动起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念头。据 1875年10月2日的《申报》报道，胡雪岩请了外国技术人员来杭州作实地考察。外国技术人员实地考察了钱塘江后，认为桥址应该选在“江干六和塔附近”，理由是“潮自富春而直下至长江，随波萦折，适当冲流之转，水势稍为缓慢也”。可见，当时的外国技术人员已注意到波涛汹涌的钱塘江，在六和塔以西为山脉所阻而不得不转弯东流，从而在六和塔以东形成了比较平静的江面，适合于建造桥梁(茅以升先生后来将钱塘江大桥桥址选在六和塔以东，也是考虑到了这点)。

　　1875年10月15日的《申报》又作进一步报道，说：前来杭州实地履勘钱塘江造桥工程的“英、布(德国)、法三国精究工程之士八九人”，已经在实地履勘数次，并形成初步的履勘数据：“此桥长约五百丈，高八丈。桥柱周围二丈七尺，每洞僭地二十丈。两面立址，自六和塔与临浦(应该是浦沿)相对筑桩，皆深五丈。缘江沙松细，其性善浮，前经测量，别处至九丈许下，其沙始黏滞牢实也。”

　　从以上数据看，这些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曾经在钱塘江搞过地质勘探，收集了一定的地质资料。实地履勘结束后，又形成一项决定：由通晓华语并精于营缮等事的英国工程技术人员盘爱文先生返回英国，设计大桥的施工图纸并作工程估价。

　　据《申报》报道，八九名外国技术人员在杭州实地履勘的费用共计为“一千金”，全部“由胡雪岩方伯筹垫”。而盘爱文回国搞设计的费用“亦须二三千金，想仍由胡雪岩方伯措备也”。当时，盘爱文对何时能完成设计并返回杭州，无法确定，所以《申报》的撰稿人说：“盘公之回，未可定期，大约须明春开工。”对于这项大工程的具体实施，《申报》的报道还相当乐观，说：“俟其测量妥洽，即当兴工建筑。将见渡是江者，履洪波如平地，免惊浪之骇人。联步比肩，游行自得，岂非一大幸事！一大快事！”

　　然而，此后有关建造钱塘江大桥的事就如同泥牛入海，毫无消息。1876年春天过去了，1877年春天也过去了，《申报》上都没有关于盘爱文的消息，也没有钱塘江建桥的信息。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钱塘江造桥计划流产了呢？记者认为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技术，二是资金。茅以升生前曾说：“钱塘江大桥的基础工程特别困难，最大的问题是流沙。”地质勘探资料表明：钱塘江“江底全为流沙，深达四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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