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经常来关心工作之外，从无别位光临本部。陈登科的《活人塘》，就是老赵从即将退稿的稿山中挖出来的！”赵树理和老舍是朋友，二人均以描写劳动人民见长，又均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大师”，二人还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都喜欢说笑话，都有抽烟喝酒的习惯，兴致所至，又都喜欢唱上一段戏曲……有一次，赵树理送给老舍一个绘有九个桃子的瓷瓶，彩釉鲜亮。据说是件仿品，至多是仿得不错，总之是赝品。可赵树理是当真品买的，也是当真品送的，老舍更是当真品收藏着。老舍的女儿舒立说：“自从这个大瓶子来到家里后，它就享有特殊的待遇：它一直占据着大条案的突出位置，不管其它的瓷器怎样定期轮换，惟独这个大桃瓶站在固定的位置始终不变。现在它依然静静地陈列在‘老舍故居纪念馆’它原来的位置上。”
在读者眼里，赵树理是大众的知音。赵树理生在农村，家境贫寒，深知农民生活的艰辛；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到革命与战火的洗礼，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赵树理更是自觉地践行毛泽东的指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而且成为了典型。
赵树理说过：“我写小说有这样一个想法：怎样写最省字数。我是主张‘白描’的，因为写农民，就得叫农民看得懂，不识字的也能听得懂，因此，我就不着重描写扮相、穿戴，只通过人物行动和对话去写人。”赵树理选出版社的原则是便宜，因为便宜一分，农民买书就可以少掏一分。
赵树理写农民看得懂的书，出农民买得起的书，他与农民息息相通。
1959年，赵树理在一个县里挂职任书记，其实是作家深入生活的一种形式，为讴歌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积累素材。但是，赵树理被一些干部欺上瞒下的做法激怒了，为在“浮夸风”影响下日益严峻的农村经济形势担忧。提笔给中央写了万言书——《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
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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