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沉迷技巧、手法，这些作家不会有话好好说”

　　肖鹰对当下中国作家仍然沉迷于玩技巧和手法，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说：“我发觉当下的作家似乎沉迷在这样一种情绪中：我使用什么手法就代表了我达到一种新的高度。因为沉迷技巧、手法，这些作家不会有话好好说，把作品和读者都当作游戏的对象。在他们的作品中，一切新鲜玩意儿都有，用陈晓明教授的话说，就是 ‘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当下中国作家的自我意识是工匠意识，以玩手艺为能事。他们不能消化自己的生活经验，而是用木匠做板凳的方法处理自己的生活。 ”

　　“阎连科是真诚地为民生写作的作家，但是，《受活》是一部‘板凳作品’”

　　阎连科是当代作家中十分关注现实的代表性人物，但是，肖鹰对他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批评。 “阎连科有社会关注的热情，有使命感，这点我是肯定他的。但是，《受活》这本小说却是很糟糕的，因为它不能超越生活，太重视技巧或者某种手法。我认为，《受活》就是这样一部‘板凳作品’，形式大于内容，形式阉割思想。陈晓明吹捧这部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我的看法正相反，阎连科没有这个‘处理’能力，他做的是用文学的钝刀把‘ 历史遗产’和‘当下现实’当木柴劈的工作。如果陈晓明用衡量樵夫的水准来衡量阎连科，这当然也可说是 ‘有能力处理’了。在我严厉批评《受活》之后，我与阎连科有一面之交，后来他读到我评论汉学家顾彬的一篇文章后，又与我有一次电话长谈。我认为，阎连科是真诚地为民生写作的作家，但是，我很遗憾地指出，陈晓明等人对他的似是而非的‘提升’，使他在精神上自我隔离，丧失了真正介入现实、透视历史的能力。我认为，这是当下批评对中国作家之误，非常可惜！ ”

　　因此，肖鹰发觉，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作家们不再是深入地，而是隔阂地消费着自己，技术性地不断重复着自己。

　　本报记者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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