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灵魂，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他外号“傅大炮”，把孔祥熙、宋子文先后轰下台。他一生颇多趣事，堪称“性情中人”。

　　从“健将”遁入书斋

　　1917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北大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的言论和著作也给当时的北大学生傅斯年以积极影响。1918年夏，傅斯年与罗家伦、徐彦之、康白情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要有“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研求“修身立学之方法与径途”。

　　1919年1月1日，《新潮》创刊号面世。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给《新潮》规定了四个责任:(1)唤起国人对本国学术之自尊心；(2)对中国社会进行启蒙教育；(3)鼓动学术上之兴趣；(4)提高学生特别是中学生的思想素质，使之摆脱封建文化、道德的影响。傅斯年在《新潮》发刊词中，要青年学生“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他积极地对社会的现实和历史进行批判，剖析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及其表现，猛烈地抨击封建的伦理道德，提倡个性解放，主张用“民主主义”来改造中国的政治以及社会生活。他还主张把“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刺激大家，感动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促动大家对于人生的自觉心，方可使新思想普及，再去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会，然后再以社会的力量改造政治，这样才是根本的改革。

　　傅斯年一跃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勇猛斗士。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风云一时。孰料第二天(5月5日)，傅斯年同一位名叫胡霹雳的同学吵起架来。二人争执激烈，胡霹雳动手把傅斯年的金丝眼镜打掉了。傅斯年一怒之下，宣布不再过问学生会的事了。这其实只是一个触因，傅斯年因受胡适思想影响，接受胡适“撇开政治”、“只谈文化”的主张，反对“过急”运动，早有退出学运，回到书斋之念头。

　　史语所之魂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傅斯年一手创办的，下辖四个组:历史、考古、语言、人类学。他长期任所长，主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期间，他希望将历史语言研究所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这对中国古代史料学及新考据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傅斯年规定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方向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张，如是扩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

　　历史组把整理清内阁大库档案、汉简及敦煌材料作为重点研究的范围。由于陈寅恪仍在北大、清华讲课，历史组事务多由傅斯年包办。他组织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

　　他在《明清史料发刊例言》中为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制定了几项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傅斯年主持《明实录》整理校勘、清代所藏内阁大库及军机处档案的整理，费资不少，便利了学者的使用。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抢救与整理使明清史研究有了突破，为当时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他对之寄以很高的期望，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傅斯年极力提倡科学的田野考古，以取代传统的金石学。他派董作宾到安阳做考古调查。1928年10月开始进行试探性发掘。1929年3月，在李济、董作宾领导下，殷墟的规模考古发掘全面展开。在发掘活动受阻后，傅斯年于11月抵开封，利用公私晤谈、学术讲演等多种形式，宣传现代考古学知识，说明考古发掘旨在促进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的发展。傅斯年在河南活动月余，总算把事情解决。李济后来说:“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

　　傅斯年聘请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语言、语音学家，用科学的工具、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国语言学。语言学组曾对14个省区的方言进行调查，并建立语音实验室，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种方言进行分析。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崛起，傅斯年的领导、规划之功不可没。

　　人类学组成立较晚，遵照傅斯年提出的使用直接材料、搜求新材料的原则，人类学组的学者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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