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正好在医院完成临床实习。因为我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学员，当时军队院校毕业分配比地方院校早，在1967年底就分配下去了，我到东海舰队大别山舰当了海军军医。因为水兵都很健康，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做了三年就复了员。那时政策是“哪儿来哪儿去”，我是金华二中保送进的军医大学，就得回到金华去。到金华行署报到，又正好遇到毛主席“6.26”指示，在动员医生下乡，于是说我来得不是时候，不能分配到医院工作，否则他们工作难做。我被安排去一座深山水库工地为两千名民工做保健医生。后来又进一个在农村的工厂做厂医。听天由命吧，“文革”是不容许有个人理想的，随遇而安。但想做一个好医生的愿望始终策励着自己，山区是缺医少药，为了弥补，这时候我就自学了中医。

　　学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秀才学医，笼中抓鸡”。学了西医，只要不被西医概念套住，自学起中医来，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我用中西二法为贫苦的农民、工人治疗，效果十分好。一时声誉鹊起。但即便如此，仍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能跳出泥潭之地。1976年“文革”结束，也没有此种奢望。1978年初忽然传来消息，国家要组织考试，恢复研究生制度。周围的人无不说，我考研究生肯定没有问题。但我说不行。因为研究生一定要考英语，可我中学大学学的都是俄语，如何考得上？不过，话虽这么说，心里还是有点不甘心。跃跃然欲试。3月份招生目录发到行署，我就去查了一下。一查后知:西医专业统统要考英语，没有希望。中医专业，北京中医研究院有两个班:纯中医班不需考外语；中西医结合班中的医学史专业，可以选考英语、日语、俄语。从这个角度，我可以有两个选择了。怎么办呢？由上天决定吧。我就抓阄。第一次抓出的是医学史。我暗忖，我对医学史一窍不通，怎么考？抓三取二，再抓！然而，第二阄又是医学史！我当时想，这就是天意了。就报了医学史专业。考试科目下来，除政治、俄语，另外考的是中西医临床、《黄帝内经》。《内经》从未见过。设法到二军大图书馆去借，只借到一半:《唐王冰次注素问》全是文言，幸而我语文基础好。可是《内经》的另一半《灵枢》找不到。俄语考试可以查辞典，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去记单词，就放一边不管它了；考政治不怕，我的背功很好；中西医临床烂熟于心，也毋庸担心。准备考试就主攻《素问》。离考试日期只有两个月，在工厂亦无脱产复习一说。只能这样分配时间。

　　5月考试，居然中了！但要复试。8月上京面试，口试并笔试医学史。从一位浙江中医学院毕业的朋友那里借到一本只有20页的医学史讲义。在北京还感冒发高烧。笔试那天得到特许，考试中间可以在自来水龙头前洗把脸。最后复试也通过了！那是“文革”十年之后第一届研究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比考状元还难。

　　在中医研究院做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开始在学术刊物如《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上发表论文；以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华医史杂志》和各种中医药杂志及日本针灸杂志《医道之日本》上陆续发表文章。其中不少是探讨中医理论本质的，引起中医界注意。于是中医研究院早早通知我:毕业留在本院工作。但真到了毕业前夕，却听说上海第一医学院派人事处干部到卫生部，要求将我分配到上医却被中研院拒绝。想想三年在北京啃窝窝头的日子，实在怀念上海的大米饭，更何况父母又居住在上海？于是我给领导写了长长的一封信，申请回上医工作。

　　那天我骑车去北京市高教局领分配通知书回来，见到黑板上有留言说，晚上务必去与何祚榕见面，有要事。我去了一看，有三个人在等我。一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庞朴，一是刚刚平反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谢韬和《中国社会科学》副主编何祚榕。庞朴那时刚从剑桥访问回来，李约瑟和鲁桂珍希望他物色一个人到剑桥帮忙，他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那太了不起了，是我莫大荣耀，我当然愿意。李约瑟这么个世界顶级人物，能要我去吗？我连英语都不会，只识得26个字母！”我又说，“我已买好车票，明天回上海了。”庞朴说:“你回去把简历和那些论文副本寄我，我会转寄到剑桥。英语问题也由李约瑟考虑决定，你自己做好准备就行了。”

　　辞别出来，我心里又兴奋又沉重。兴奋的是，出国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这回有希望了；沉重的是，心里一直埋怨那个亲苏的时代，硬生生地要我们大部分学生学俄语。现在机会来了，但又如何应对这陌生的语言环境呢？如何完成李约瑟的委托呢？三位老前辈实际上是代表李约瑟intervi　ew我的。他们推荐了我，我也得对得起他们。于是我计议翻译一本书，提高英文水平。这就是后来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医学五千年史》(1985)，把我的眼睛都弄坏了——老花了。

　　到上医报到，任命为医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