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荒诞、反抗恶的主题，在稍后的剧作《正义者》又有了延伸与发展。剧本取材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带有十分具体的历史确定性，在这里，荒诞就是黑暗的沙皇统治，就是充满了奴役、追捕与残杀的暴政，人物对荒诞的反抗斗争也是具体而明确的，那就是通过暴力反抗，推翻专制制度，解放俄罗斯。剧本表现的重点并非暴力反抗的故事，而是反抗者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力量，特别是将革命行动与人道关怀结合在一起的理想。这种新人形象在法国20世纪文学中显然是不可多得的，他们肯定会大大缩小加缪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距离。

　　在反抗的主题上，加缪继《鼠疫》与《正义者》之后，又写了一部专题理论著作来全面阐释他关于反抗问题的理论体系。既然存在着荒诞，就应该有面对荒诞的反抗，加缪在《反抗者》中，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把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在加缪看来，反抗者应该是突破了个人存在，超越了自我，摆脱了一己私利，遵循在一定社会范围里为人群所认同的价值观，具有巨大的活力并在反抗过程中有助于人群，总之，反抗是有理性的、有价值标准与社会效益、有意义的社会行为，而反抗者则是大写的人、理想的人。

　　今天，在加缪逝世5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以《加缪全集》中译本的出版，对这位伟大作家表示了诚挚的敬意，这也是一次最好的纪念。这件事，正像不少同类文化事件一样，多少也说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文化上具有多么强旺的接待能力，凝聚了中国学术文化界对加缪的认知与热情，反映了当代中国作为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世界大国，熟悉世界文化并持有成熟见解的文明化程度。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中国GDP大幅提升、外汇储备巨额增加、国有企业纷纷在海外进行并购与开拓的过程中，文化领域中却出现了功利主义张扬、精神倾滑、人文弱化的迹象，文化积累性图书市场的萎缩，“看图识字”倾向的出现，恶搞文化、媚俗文化的流行，等等……以致我们经常不知道有价值的严肃文化是否会碰到什么尴尬与意外。在此氛围中，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巨大的人文文化积累的热情，推出这位伟大人道主义作家全集的中译本，而且在50周年的时间点上踩得这么准，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柳鸣九(《加缪全集》主编兼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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