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事当局获悉情报后非常吃惊，但由于电台位置在香港，不便直接干涉，故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向港英当局施压，称如允许甚至纵容这样的间谍电台存在，即是一种与日本为敌的行为。

　　香港警务处很快查到这部黑电台的后台是中央信托局的孔令侃。香港警务处决定查抄这部电台。

　　这天，香港警务处出动大批警探人员，很快即查抄到文件、密码本、电文底稿和电台。孔令侃心腹亲信钱起凤、申剑秋等数人被带走。次日，香港报纸以醒目的标题称在岛内破获一个所谓秘密间谍情报电台，并已获得全部案卷、证词、证物等。在香港破获秘密电台以及案情的公布，令整个港岛为之哗然。

　　港督杨慕奇对此案亦极为重视，要求警务处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为此，警务处除没收电台外，还拟将与此案有关的孔令侃等数十人驱逐出港。

　　港英当局这一着，大出宋霭龄、孔令侃母子意料。母子俩唯恐中央信托局将因此在香港彻底垮台，故连夜紧急商量对策，一方面委托律师办理罚款与交保手续，先把几位亲信保释出来；另一方面托军统在港人员出面向英国情报机关疏通，再向港警头目大量行贿，以求大事化小。

　　因此案涉及孔、宋家族和中国政府机构，港英当局顾虑到众多因素，又不便把文章做得太大，于是将全部案卷送交中国政府驻港代表俞鸿钧，并明确表示孔令侃是港英当局不受欢迎的人，不希望他继续留在香港。考虑到孔令侃的特殊背景，故不予驱逐，让他自由离境。

　　俞鸿钧这时正在极力巴结宋霭龄和孔祥熙。接到港英当局的通知后，他先到半山公馆向宋霭龄请求机宜。在与宋霭龄斟词酌句地商量好了报告的措辞后，俞鸿钧正式向蒋介石和重庆政府外交部作了汇报。

　　蒋介石知道此事绝非如俞鸿钧在报告中讲的那样简单，以孔令侃的地位和出身背景，一般问题绝不会弄到英国人大动干戈而不能容他的地步。于是蒋介石在俞鸿钧报告上批示，要孔令侃回重庆向有关方面报告一切。

　　宋霭龄得讯后，知蒋对此事的态度很认真，恐怕不能善后。因孔令侃私设电台，搜集和掌握重庆政府与国外的各种机密情报，事涉政治上最敏感的问题。如果孔令侃就此回国，极易被政敌抓住把柄，借此进行反孔。不得已，宋霭龄只好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将孔令侃送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书。至于重庆方面，只有靠孔祥熙和俞鸿钧妥为应付了。

　　这年秋天，孔令侃黯然离开香港赴美国暂避风头。孔令侃这一走，自然使宋霭龄在香港苦心经营的“母子店”垮坍了。1941年底，当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在旦夕时，宋霭龄匆匆登上飞机，带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香港，飞抵重庆……

　　孔令侃(1916年12月10日-1992年)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

　　1933年，孔令侃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6年大学毕业后，任财政部特务秘书，随后进入新成立的中央信托局。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中央信托局撤往香港，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主持业务。1939年，港英当局查获其秘密设立的电台，将其逐出香港。于是孔令侃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途中在马尼拉与盛升颐前妻结婚。1943年蒋宋美龄到美国访问，孔令侃担任秘书。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公司。1948年，国共内战后期，中国出现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政府进行金圆券改革，蒋经国到上海督导经济管制，以铁腕手段抑制物价，查封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由于蒋介石和宋霭龄的干预，受到挫败。此后，孔令侃将资金转移到海外，本人定居美国。宋美龄到美国后，住在孔令侃在曼哈顿上东城为她购买的公寓内。1992年，孔令侃在纽约去世，年76岁，无后嗣。

　　俞鸿钧(1899-1960年)，以字行，广东新会人，祖辈在江门开设杂货行，父在上海经营猪鬃厂。

　　俞鸿钧少时在上海读书，后毕业于民生中学，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其间担任学校办的《约翰声报》总编辑。1919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后在上海任英文《大陆报》记者。

　　1927年初，广东国民政府迁武汉，俞往武汉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的英文秘书。数月后辞职返上海，先后任上海市政府英文秘书兼宣传科科长、《市政周刊》主编、代理财政局局长、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政府代理秘书长、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上海市长、等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形势紧张。当时俞任市长，适坠马折断左臂，但仍带伤处理市政。8月上旬，日军制造“虹桥事件”，挑起战端。俞往返多次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及日本驻沪海军头目提出严重抗议，并指斥他们破坏停战协定行为。“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俞又通过新闻媒介，特别是用英文向外国记者发布消息，揭露日本侵华的真相，博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