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最是无情物。七八十年前在“五四”新文坛风行一时的《语丝》杂志，早已进入了历史的档案，当年活跃其间、声名不一的作者们也大都先后驾鹤西行。于是，如今生活在广州的魏中天老先生，恐怕就是硕果仅存的《语丝》作者了。

　　魏中天不是《语丝》的主要撰稿人，却也不是偶一为之的投稿者。他在《语丝》登过两篇文章，一篇是以辛辣的笔调描绘和讽刺投机革命、玩弄权术、尔虞我诈等各种社会奇观和人生丑态的随笔《杂货铺》，颇合刊物“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见《语丝·发刊词》)的宗旨。另一篇长篇散文《童年生活的回忆》，更值得一提。一是该文由24节组成，近两万字的篇幅，从1929年8月至1930年3月连载了四期，这在当时《语丝》所刊的稿件中较为显目。二是该文真切地描写了当时广大农民在封建主义严重压迫和剥削下“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的生活现实，传达了他们要“代一切穷苦的人们报仇”的强烈呼声以及渴望着“春天来临”的美好企盼。鲁迅在谈到《语丝》的特色时，说它“任意而谈，无所顾虑，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我和〈语丝〉的始终》)。正是在“排击”“有害于新的旧物”和“催促新的产生”这一点上，魏中天与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同一步调。

　　魏中天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从小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对贫苦农民深为同情，他自己家庭也因土豪劣绅的盘剥而几近破产，由此更生出反抗的思想。1926年中学毕业后，他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半年后返回家乡五华参加古大存领导的农民暴动，担任横阪区农会赤卫队小队长，向地主、恶霸进行坚决的斗争。

　　后来，农民暴动遭到地主武装的血腥镇压，他受到通缉，累及家里仅存的房屋也被烧毁，于是逃到上海，在中华艺术大学半工半读。中华艺大是一所革命的学校，教员中有邓初民、李初梨、沈端先(夏衍)、黄药眠、冯乃超、郑伯奇等，同学中有林烈(林默涵)、任白戈、王莹、陈波儿、谢冰莹、杨纤如、朱曼生(朱光)等，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为左联盟员。魏中天虽然没有参加左联，但当时的许多革命活动，如举行反帝示威遊行、协助纱厂和电车工人罢工以及飞行集会、写标语、发传单等等，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在此期间，他又发起成立“青年文友社”，出版《文友》半月刊，参加的社员达百人之多。可惜这个刊物只出版了两期，便因刊登了江西苏维埃政府的报道和苏区钞票式样而被反动当局查禁，他本人也因此被捕入狱。但他在狱中仍意气踔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各项斗争活动他都踊跃参加。出狱以后，又奋笔撰写了近三万字的长篇散记《狱中生活》，交由严谔声主编的上海《新闻报·茶话》连载六十余期。

　　嗣后，他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学习，又写了18篇东瀛散记寄给上海《申报·自由谈》连载。此外，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的《芒种》、《新时代》、《文饭小品》、《红叶周刊》等刊物，他都有小说或散文随笔发表。他还出版过《污泥集》、《回顾集》、《论生活的态度》、《皇亲国戚及其他》、《盛世才如何统治新疆》、《晚晴拾拙》、《魏中天文选》等著作，唯有那本由他创办并主编的《文友》杂志如今已无处寻觅了。

　　作为一个时代的弄潮儿，魏中天的人生历程颇多浮沉曲折。他曾参加在福建成立的以“反蒋抗日”为宗旨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也曾在广东编辑宣传抗日救国的《广东民众》、《新华南》等刊物；上世纪40年代在新疆，他与许多进步人士一道被盛世才关入监狱备受折磨，50年代“反右”时，又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无妄之灾。直至“十年浩劫”结束，他才重获解放，出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和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为祖国的统一和富强奔走效力。其中，由他主编出刊十期、发表数百位海内外中华各界名流回忆母爱文章的《我的母亲》丛刊，便是作为一位老作家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如今，寿逾百龄的魏老因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他可能已没有精力再做什么，但我相信他仍心系于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念念不已。

　　钦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