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兹九(1898-1989)，浙江德清县人。她是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先驱者之一，历任全国妇联常委及宣传教育部部长等职，主持妇女宣教工作，还担任《新中国妇女》(《中国妇女》前身)月刊的总编。早在上世纪30年代，她就在上海从事妇女运动，宣传冲破礼教、追求自由、抗日救国的新思想。

　　1932年夏天，沈兹九经朋友介绍进入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任《时事类编》助理编辑，翻译日本新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接受了许多日本进步人士的思想。1934年初，她结识《申报》总经理、开明人士史量才，就托人向史先生征询是否可以在《申报》开设一个妇女周刊。史量才慧眼识英才，随后决定将《自由谈》星期天的版面改为《妇女园地》，聘请沈兹九担任主编。

　　接任一个大报的周刊，沈兹九心情是复杂的，既兴奋又有顾虑。兴奋的是，能够拥有一块属于妇女的园地，可以反映她们的心声，倾诉她们的苦难，唤醒她们的灵魂。顾虑的是，一方面要为稻粱谋，不能放弃中山文教馆的职业，另一方面是自己是否能够胜任这份全新的工作。在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她决然挑起这副重担。1934年2月18日，《妇女园地》第一期出刊。她在发刊词上说:“现在少数妇女由家庭解放到学校，由学校解放到社会上来了，可是她们所表现的事实，大多数都随着时代的骇浪，卷入了摩登之途……另一部分知识妇女，醉心于恋爱至上主义，艺术至上主义……至于农村妇女仍旧过着困苦的牛马生活……工厂中女工，更是度着无知无识的劳苦生涯……我们开辟了这小小的园地，希望同胞们……抒写你们所要的主张，诉说你们的一切苦难……”沈兹九清晰地看到当时中国妇女的生存状态，真诚地期望妇女的现状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变，摆脱困苦，提高觉悟。

　　读者的来信来稿，给了沈兹九很大的鼓舞，她要全力以赴地把周刊办好。在中山文教馆搬迁南京的时候，她决定放弃去南京的安定生活，留在上海，继续耕耘“园地”，许多亲友相劝也不为所动。但当局的新闻检查处对进步报刊的压制越演越烈，1934年11月，《申报》老总史量才被暗杀在苏杭道上，几天后，“园地”就被压缩版面。沈兹九知道，如果“园地”刊登一些关于美容术、时装、妇道的文章，莫谈国事，是当局所希望的，“园地”也会长命百岁，但现实丑恶，国难当头，知识分子的良知告诉她要传播抗日救亡、妇女解放的声音，要揭露“友邦”(当时的日本)的凶相，当局的丑态。沈兹九同时意识到，“园地”被禁是迟早的事，她要有所准备。

　　1935年春天某日，几位风华正茂的女子相聚在上海法租界“洁而精”饭店的一间雅座包厢，她们是沈兹九邀请来的杜君慧、罗琼等上海妇女界的进步精英。窗外翠竹扶疏，轻风微飏，屋内舒适宜人，又隐蔽，可以避开当局暗探耳目。她们谈论当前的局势，“园地”面临的危机。沈兹九提出，只要“园地”存在一天，就一天不改调换腔，同时发挥上海妇女界的优势，准备开辟一个新的园地——《妇女生活》月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献计献策，一本新杂志的思路确立起来了。

　　7月1日，《妇女生活》创刊号与读者见面了。沈兹九呼吁，妇女要摆脱旧的锁链的束缚，走向社会，“妇女既是人，得过人的生活；妇女既是社会的一分子，得做个健全的‘社会人’，可参加一切社会的活动，享受社会一切的权利”。同时，她还利用这块阵地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指出:“今日妇女运动的任务是与整个社会改革、民族解放的任务直接地连接起来的。”

　　《妇女园地》于同年10月被勒令停刊。《妇女生活》的发行单位上海杂志公司也担心它鲜明的政治立场会殃及池鱼，只出了半年就要退出，幸运的是沈兹九取得了胡愈之、邹韬奋等人的支持，杂志转到生活书店继续出版，度过了第一次难关。《妇女生活》连续报道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的相关情况，发表了《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宣言》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言》等内容，一时上海24个刊物被禁，《妇女生活》也“荣登”榜上。对于文化人，求人是最不愿意做的事，但沈兹九“从来没有奔走过所谓权贵之门，这时也不得不忍气吞声的走一走”，好不容易准许复刊。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沈钧儒、史良等七位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导人，给他们扣上“危害国民”的罪名，这就是“七君子事件”。沈兹九积极参加宋庆龄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到苏州最高法院向当局抗议，宣布救国无罪，愿与“七君子”同坐监狱。沈兹九主持的《妇女生活》报道了“七君子”受审的情况，说了一些代表各界人士的良心话，因此又被勒令停刊，经过一番营救疏通才准许复刊。

　　抗战全面爆发后，当局加强了图书杂志原稿的审查，《妇女生活》步履艰难，连如期出版都发生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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