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现代人生
人们把孔子称作“至圣先师”,缅怀孔子最具体的方法就是“温故而知新”,认识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进而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他的教导,尽到承先启后的责任。这不仅是个人的身心安顿所需,也是社会稳定发展,文化赓续创新的契机所在。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学说“究竟”有何主张?它对现代人还有指导作用吗?首先,它在历史上的际遇十分复杂,从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成了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可以用“阳儒阴法”一词来描述,表面打着儒家的招牌,里面采取法家的手段,等到国家陷入困境,就把责任推给儒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诠释,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形成僵化而封闭的教条,也就不足为怪了。
于是,一般人对儒家的刻板印象是:重视群体和谐而忽略个体差异,讲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诚坦荡,最后沦为不讲道理的三纲五常与不分黑白的酱缸文化。像这样的儒家难免让人望而生畏生厌。但是,这是儒家的真正内涵吗?这是孔子立说的原始精神吗?答案显然并非如此。
其次,现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导及全球文化交融交锋的大趋势下,变得既丰富又复杂。我们身处其中,容易觉得盲目而茫然。许多学者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其卷标,意思是:没有任何观点可以免于受质疑及被否定,由此形成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这种接近虚无主义的态度,正是人类心灵的最大挑战。针对这种处境,孔子思想能够提出什么解药?如果经由深入研究,发现儒家学说可以救治人类的时代之疾,那将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幸运,也是全人类的幸运。
这是将依序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一、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若是不谈行动者的主体,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构真善美圣等价值?
二、相对于西方(以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这三大一神教为代表)所揭示之人类普遍具有“罪恶感”,儒家所侧重的是人类应该有其“羞耻感”。这两种观点反映的都是人性不完美,因而需要进行修练,那么今日又该怎么做呢?
三、儒家深刻的“悦乐精神”,对人生充满向往,要以个人力量承担造福众生的责任,这其中所涉及的人性论是值得深究的。
孔子的言行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都有精准的见解与示范,且让我们略说大概。
个体与群体
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这也许是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回溯于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请教的话,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
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为实践人生理想的主动力量在于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的,所以在得悉家中马厩失火时,他的当下反应是“曰:伤人乎?不问马。”因此推崇孔子为人文主义者,说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怀,乃是合宜的判断。
问题在于:孔子所谓的“人”,一般都被认定为侧重于群体,这是正确的观察吗?譬如他的核心观念是“仁”,而“仁”字“从人从二”,自然不离人我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分辨:孔子是否注意到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个人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孔子对人的期许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己”显然是指个体而言,君子与学者应该有此自觉。另一方面,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最典型的话语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谁都无法再去左右他。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孔子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要进要止,全在于“吾”的选择。
为何需要强调个体呢?因为不论群体如何相处,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个人,并且是真诚的个人。像“巧言令色,鲜矣仁”一语,不是暗示我们行仁的条件是真诚吗?有真诚才有动力,也才能从事道德实践,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不真诚,又如何可能“欲”仁?同时这个“我”自然是就个体而言的。
《论语》中最受误解的章节之一,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关于“克己复礼”,许多学者的理解是“克制(或约束)自己的欲望,去实践礼仪的规范”。但是读完本段全文,会发现孔子所说的更可能是“能够自己作主,去实践礼仪的规范”,因为他接着谈到“为仁由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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