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大师的纪念馆展示了激动人心的精神高蹈，然而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在时过境迁的另一时代很可能失灵。这是因为大师多具有一次性，不能克隆量产；而且在当今这样一个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哪怕真有托翁与莎翁再世，哪怕他们手里集有先贤的全部经验和手段，恐怕也不够用了。人很难在不同时间踏进同一条河流。

　　文学闯入“陌生水区”

　　文学的认知功能已被大大削弱。在缺少网络、影视、广播甚至报纸的时代，作家就是信息中心，是社会万象和人生百态的主要报告人。只要不写得太烂，他们怎么写都新鲜，都开眼，都有好奇的读者，其作品都是“黄金时段”和“报纸头条”——假如那时也有这些概念。如果他们心一横，敢言人之怯于言，便更是振聋发聩的意见领袖，足以爆破整个社会认知成规。而现在，新闻业正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后来居上和异军突起的新闻业迅捷而庞大，呼风唤雨，无所不至，对人世间每个角落的动静都施以信息榨取和认知过滤，比作家总快上一步。于是，靠文学来扩展见闻和传播知识必定低效。作家们即使操弄个性化、具象化、虚构化、深度化等祖传利器，但一般而言，要把新闻业滤下的残渣做成佳肴，确已难度大增。

　　文学的娱乐功能也被大大削弱。文学最为火热的时代，一定是电子游戏、流行音乐、夜总会、旅游、动漫、选秀、T台等尚未普及的时代。那时候的戏剧如同节日，诗歌如同美酒，小说与散文是最佳休闲场所，具有娱人耳目的相对优势。洛阳纸贵、凿壁穿光、一书难求、接力夜读等情景大概就是这样出现的。问题在于，娱乐业也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谋求神经亢奋，寻找感官刺激，窃窥人性隐私，如此最HIGH之事常在文学之外。即使讲故事，影视公司似乎能做得更为有声有色和规模宏伟。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一般寻乐者继续对文学的忠诚？有什么理由奇怪一般青少年——包括不少大学文科生，把鲁迅、曹雪芹、托翁和莎翁视为沉重的学业负担？

　　有些变化是可逆的，有些变化是不可逆的。文学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不可逆变化，是以电子化和数码化为特征的新兴传播手段，一如以往纸的发明、印刷的发明，正在使文学猝不及防地闯入陌生水区。

　　喧嚣背后的反思

　　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认为因特网的廉价推广促成了技术、资本、信息三个“民主化”同时到来，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格局。他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但谈得不够多和不够深的是文化，其中包括文学。如果说“民主化”意味着一个有核心、有级差、有组织的塔状结构，让位于一个无核心、无级差、无组织的面状结构——即一个“扁平”的世界，那么这一前景是否值得万众欢呼？或者是否仅仅值得欢呼？

　　这是更为复杂、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一个“扁平”的世界里众声喧沸。每一个IP地址自由发声，都可能成为强大的文化媒体。英才惨遭埋没的可能，伪学与赝品一手遮天的可能，在传统意义上都会减少。全民批评权的运用，也是一种有益的破坏性检验。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胡说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产，优秀者至少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一旦优劣平权成了优劣俱放，文化产量中庸质与恶质的占比肯定大大攀升，低端文化产能不仅无法淘汰，还可能日益坐大。一些优秀作品即使生产出来，也可能在过量的文化淹没中，在受众们暴饮暴食式的阅读之后，在食欲不振的这些快餐者们那里，出现影响力的严重折扣。一旦肠胃吃坏了，再多的良药也将无济于事。

　　一个“扁平”的世界里多数为王。在一般的情况下，有些潮流可以修复民众良知，是真理的脱颖而出；有些潮流泯灭民众良知，是泡沫和垃圾的霸道横行。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多数人的理解力构成潮流的边界，那么大众型和通俗化的真理尚有机会，而冷门的、偏僻的、艰险的、高难的——又常常是重要的文化探索，则可能缺氧。进一步说，市场总是嗅觉灵敏地跟踪多数，跟踪购买力的所在。它们必然就低不就高，随众不随寡，视高深、高难、高雅为营销毒药，并有足够的本领使舆论、奖项、教育、权力等资源向低端集中，打造出泡沫霸权和垃圾霸权。一种品质趋下的文化诱导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几乎难以避免。

　　一个“扁平”的世界还有易破难立的特点。特别是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敬畏感随着上帝一同消失。叛逆比服从更流行，权利比责任更动心，无论左右翼都造反成癖，在获得解构主义一番学术装备后更是打倒一切。这一过程削弱了上帝与王权，清算了教条与伪善，其功绩不可低估；但无政府式的激进狂飙若无解药，其结局必是相对性等同虚无性，民主化等同民粹化，任何共识难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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