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秋天，我到湘西参加“沈从文作品国际研讨会”，结识了沈虎雏先生。与会一行人走在沱江边的石板路上，虎雏先生告诉我，他家还保留着1924年初我父亲在燕大读书时写给沈叔叔的信……沱江静静地流向天际，江水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我却仿佛身在梦里：这七十多年，生活都被颠荡碎了，区区一封平信，怎么保存得下来？回北京不久，我真的收到沈虎雏先生的信！而且他当时为编沈叔叔的作品全集，正“一头扎进稿堆里出不来”。我急匆匆地打开信封，里面竟夹着两页复印的信笺，竖排格式，算上落款，刚好每页八行字，是父亲用毛笔写的：

　　从文先生：

　　来信一字一句我都了解，都深深地感到：真一兄是我顶好朋友中之一个，他所嘱托我的事未尝不尽力为之：为了这两层原故，使我连回一封信的勇气都没有，所以沉吟到现在。我写到此处，深信你已经能明了我的一切了。不多说罢。

　　你会喝酒不？我们应当齐入酒之宇宙。十天以后，放了寒假，我打算备个小东，请你喝两碗白干，慢慢的一同商量个活着的道理。你如果还有这一点子闲情，请回我几个字。

　　难友 董绍明

　　父亲那一年二十五岁。

　　父亲出生于中国北方一个农民的家庭，家境不好，我的伯父常年重病缠身，家里供父亲读完天津南开中学已十分的不易，后来他考入燕大，就没有了经济来源，全靠半工半读和异常的勤奋努力，最终完成学业。据母亲回忆，父亲年轻时爱喝酒、抽烟也凶，喜欢熬夜写东西；他个子很高，大约一米八，习惯于拼命做事，营养却跟不上，后来患了肺病，到1934年在北平协和医院做“胸廓成型”的手术时，他的右肺已全部烂掉，左肺也受感染，当时给他动手术的德国医生不停地摇头叹息，说手术只能是一次实验，意思也就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吧。手术成功了，父亲被截去八根肋骨。当时父亲还是独身一人，手术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唯一亲友是燕大同学孟用潜伯伯。

　　据沈叔叔回忆，父亲当时是燕大学生会主席，想来也是非常活跃的。不过，我从没听母亲说父亲有多帅，这也符合母亲为人处世的观点：不以貌取人。而且我小时候听父亲说，他从小体育不好。我不解地问父亲：“你要求我和哥哥、姐姐们游泳、滑冰，自己怎么不好好上体育课？”父亲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绘声绘色地说，他小的时候，学校里一些富家子弟穿皮鞋上体育课，先生喊“立正”，两只皮鞋一碰，“啪”的一声，先生就给好分数；父亲常年穿一双乡下家做的布鞋，破破烂烂，先生喊“立正”，他“踢踢踏踏”的，站都站不稳，于是先生皱着眉头，给父亲一个不及格，有时还引来一阵哄笑。起码在体育课先生的眼里，父亲一点也不帅。沈叔叔一直以“乡下人”自诩，刚来北京时，吃住无着，黄永玉先生的散文《太阳下的风景》中，在讲述郁达夫请沈叔叔吃饭的那一段中写道：“从文表叔据说就住在城里的湖南酉西会馆的小亭子间里”，冬天“下着大雪，没有炉子，身上只有两件夹衣，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郁达夫走了，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表叔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当初，父亲和沈叔叔都是从乡村边地来到北京、上海的年轻人。他们也都经历过人生十分狼狈的时刻，但这些遭际没使他们退缩，反而成为一生奋斗不息的起点。上世纪四十年代，父亲翻译奥兹本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种辩证法的研究》，为帮助读者了解弗洛伊德的反抗精神，他在这本书的《译后记》中，引章士钊的弗洛伊德《自叙传》文言译本中一段话：“余籍犹太，与有国立者，竟下一等。人卑视我，随向可见。……未同恒人，共受权利。……余初涉世，即逢横逆。每日所接，俱属异己。势惟凭一己胆智，奋竦而往。此药石也，后来稍能自持，不为世屈，未始非得力于是。”

　　沈叔叔是作家，他的作品充分表达了对艺术和人生非常独到的见解；父亲一生未从事过创作，他多是在译作的前言和后记中谈一些自己的心得，帮助读者了解那些外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最近为《董秋斯译文选集》出版，翻阅父亲过去的文字，却使我对父亲与沈叔叔的相知多一些了解。比如父亲在《杰克伦敦传·译者叙》中说：

　　杰克·伦敦用来表达思想的主要形式是小说。他在小说中写社会主义，写进化论，写实实在在的人生，写贫血的、纤巧的、怯避的、伪善的十九世纪文学所不敢正视的一切东西。由于他那长于说故事的天才，也由于他学习前辈大家的努力，他锻炼成一种文学技巧，足以攻下顽固分子的森严壁垒，也侵入了暖室一般的太太小姐的深闺。这在美国，确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

　　杰克·伦敦出身于劳动者的家庭，既没有家学，也没有外援，更没有资产，连中等教育都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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