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永宣青花瓷代表了中国青花瓷的最高品质，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博物馆中都跻身于最负盛名的展品之列。

　　明初开放与海外瓷器需求

　　明初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海外诸国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明永乐、宣德年间青花瓷的大发展与郑和船队远航有直接关系。考古发掘也证明，郑和船队到过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都有明初青花瓷残片出土，完整无缺的传世品大多集中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家。郑和下西洋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永宣青花瓷的生产能力，同时对提高这一时期青花瓷的品质，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郑和带回的诸国土产中与明初青花瓷烧造有直接关系的是“苏泥勃青”这种优质瓷绘原料，而这种青料是彼时所独有的。明人王世懋《窥天外乘》中说：“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张应文《清秘藏》则说：“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青花者用苏泥勃青，图画龙凤、花鸟、鱼虫等形，深厚堆垛可爱。”高濂的《遵生八笺》、唐秉钧的《文房肆考》都认为苏麻离青即苏泥勃青，是多由南洋传入的舶来品，或来自西域的青料。清人的有关文献中也称为苏泥勃青，此后一直延用至今。正是这种进口青料的使用使永宣青花的发色有别于历代青花。由于它亮泽、浓丽、深邃而晕散，具有传统水墨画的韵味，其审美趣味为其他瓷类所不及，堪称青花之最。苏泥勃青的输入是随着郑和船队的启程而始、停航而终。可以说，永宣青花瓷独特的发色是与明初政府的外交政策有最直接的关系。

　　永宣青花融入伊斯兰文化

　　这一时期青花瓷在追求形制变化、呈现丰富多彩的式样美感以及花纹装饰表现最为突出的，还是它从形式到内容浓郁的伊斯兰文化韵味。这些鲜明的风格特色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生产的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如出一辙，有70%的永宣青花瓷在造型方面可以在西亚地区的金银器、铜器、玻璃器、陶器、木器中窥寻到渊源范本。

　　事实上，在大量的青花瓷随郑和船队远销中东、西亚等国时，也带来了异域精美的工艺品。外国使团晋献的精美绝伦的金银器、铜器使明帝欣喜异常，命令宫廷画师参照设计成青花瓷器的装饰画样提供给景德镇烧瓷艺人，烧成大量的成品再回赠给各国贡使和国王。一部分随使团来华的穆斯林商人更精明，他们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亲自携带画样，大批定烧青花瓷后直接在港口装船运往西亚各国，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带有伊斯兰文化风格的青花瓷在西亚和中东地区风靡一时。目前在伊朗、土耳其等国出土和传世的永宣青花瓷数量很多，在美国、英国、日本等著名的博物馆也有少数收藏，其总数甚至超过我国本土的收藏。这些藏品在造型和花纹上完全采用阿拉伯式样，即使是描绘中国传统的花卉也采用伊斯兰人图案格局。

　　就瓷器的装饰而言，自汉唐以来，在与外域文化的相互融合中一直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完全模仿的装饰多是局部或点缀，惟独永宣青花瓷器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原因，在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出现了短暂的以外来文化为主体的倾向。道理很简单，当时与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要对象是伊斯兰世界，而白地蓝花的装饰效果寓意着纯洁和高尚，深受帖木耳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喜爱，广泛地使用这种装饰以迎合伊斯兰巨大的消费市场成为必然。永宣青花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充当了“和平使者”。同时，外来风格的瓷器在外销的同时也深受明朝皇室和贵族士大夫的喜爱。这种情形在大量的传世品和景德镇御窑遗址中得到了印证。

　　故宫藏品的伊斯兰风格

　　以下几件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受外来风格影响的青花瓷器：

　　宣德青花折枝花卉大执壶 高36厘米、口径7.8厘米、足径15厘米，直口，长颈，平肩，壶身圆筒式出八棱，圈足内施白釉，长形流，宽扁曲柄，通体纹饰分为5层，以折枝的卷叶花为主，平伸的方位与大跨度的曲柄以及几何形面的壶身均具有波斯风韵。水壶是回教寺院必备的器物，每当举行朝拜仪式时，每人都要用水壶来沐浴净身。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阿富汗十分流行腹壁出棱的式样。英国的维多利亚博物馆收藏一件伊朗的黄铜嵌银出棱水壶，壶身上用银丝嵌出阿拉伯文“神将降福拥有此壶者”。青花执壶的出棱装饰完全源于黄铜壶，其蓝本历历可循。

　　宣德青花缠枝花双系带盖大扁壶 高54厘米、口径6.5厘米，壶小唇口，短颈，腹面一侧隆起，另一侧平坦，呈扁圆形，也称“卧壶”，外唇口单侧安一小孔系，肩下安双环耳，叠插式圆盖。此壶造型奇特，特别是腹面满绘的缠枝花卉婉转起伏，富于节奏，带有典型的西亚特征。腹正中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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