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辞海》上的解释是，青铜器之王。

　　中国青铜重器中，大盂鼎和大克鼎，是两件被称为“重器鸿宝”的西周铜鼎，与毛公鼎一道，并誉为“海內三宝”。如今，这三只宝鼎分别藏于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作为镇馆之宝，引人们驻足、流连、惊叹。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大盂鼎和大克鼎在清晚期出土后几经流转，曾经归一人所有，聚首北京；出土自陕西的二鼎，又曾经被深深掩埋在苏州一条幽静小巷深处，躲过了侵华日军的劫掠。

　　1951年，大盂鼎、大克鼎鸿宝重现。鼎身上清晰的铭文和斑驳的铜锈，默默诉说着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而它们出土后的坎坷命运，隐隐折射着中国近现代的百年沧桑。

　　掘地藏宝

　　1937年的农历八月十八，子夜时分。

　　中秋节刚过，月亮亮似银盘，为已经陷入沉寂的古城苏州洒下如霜的月光。

　　在这座古城中心，一条名叫南石子街的小巷深处，五个身影借着月色，在一座深宅大院中窸窸窣窣地忙碌着。

　　宅院的女主人叫潘达于，就是她在指挥着一项绝不能被外人所知的工程。参与者是她的姐夫潘博山及姐夫的弟弟，还有两个家中的木匠长工。

　　一间屋子地面正中的方砖被撬开，露出两米见方的一块土地。四个男人轮番上阵，用铁锹向下挖掘。

　　寂静的夜里，若有金石碰撞之声必为左邻右舍所闻。四个人的动作都是轻手轻脚，悄无声息。挖掘出的土石，或铺在院中大松树下，掩做培土，或四散在院落东侧的私家花园中，不留任何痕迹。

　　足足挖了两夜，几个人才在屋中掘出了一个一人来深的土坑。两个木匠把事先钉好的一个木箱置入土坑。随后，几人合力从旁边的屋子中抬出了一个巨大的青铜鼎，慢慢放入木箱中。另一只体积、重量相差无几的大鼎也被抬出，呈对角线放入了木箱。

　　这两只青铜大鼎，即为大盂鼎和大克鼎。到潘达于这里，已在潘家传了三代。清朝晚期从陕西出土的这两只宝鼎，再一次被掩藏于地下。潘达于寄望着这个“大土坑”，能够让两只家传宝鼎躲过日益迫近的战火。

　　1937年的那个中秋节，没有让中国感受到任何节日的喜庆。中日淞沪会战激战正酣，焦灼着每个中国人的心。距离上海不足一百公里的苏州，从战事一开便被列入战区。战争的阴云早已把这座秀美的江南古城变成一座危城。8月13日淞沪会战开打，8月14日苏州即遭到日军飞机轰炸。

　　至9月时，淞沪会战进入胶着状态。战局风云莫测，上海危在旦夕，而苏州已成累卵之势。姑苏古城，几乎每天都在日本航空炸弹的爆炸中震颤、呻吟。

　　在兵荒马乱带来的惶恐中，潘达于本已随着亲友逃到太湖边上的光福山区避难。但终究放心不下藏在家中的宝鼎，中秋节前，又冒着轰炸偷偷跑回了家。

　　家中所藏文物古董、古书字画数量甚巨，特别是大盂、大克二鼎，至为珍贵，又体型巨大，仓皇逃难，不可能将其携在身边看护。万般无奈之下，潘达于想出了将它们埋藏在地下的主意。

　　然而这个办法是不是能够确保两鼎安度战乱无虞，谁也不敢保证。

　　2007年8月，潘达于老人以102岁高龄与世长辞。老人的孙子潘裕达今年都已经年过花甲，他与潘达于共同生活时间最长。埋鼎之日距今已七十多年，潘裕达这样对记者说：“好婆(奶奶，苏州方言)回忆往事，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埋鼎的那两个晚上，每次说起来都仿佛历历在目，每次提起来又后怕。那个战乱的年代，走漏一点风声，大盂鼎、大克鼎肯定就留不住了。”

　　在潘达于的记忆中，那两个晚上的月亮特别圆，特别亮，只是洒下的月光泛着惨白，在寂静的夜里更让人心生凉意。

　　明亮的月光，倒是为埋鼎的五个人提供了天然的照明。因为日军轰炸，电灯早已断电。为了避免在夜色中引人注意，五个人干脆连蜡烛也没有点，两晚的忙碌，全仗月光。

　　大盂鼎和大克鼎放到木箱中后，他们又在木箱的空隙处，安放了一些小件青铜器和金银物件，左右再以旧衣物塞实。最后，木匠把木箱盖封好，平整泥土，上面再按原样铺好方砖。

　　潘达于又撮来一些浮土，在方砖上撒了一层，用笤帚轻扫几遍，用浮土填实方砖间的缝隙。这片地面就看不出任何撬动过的痕迹了。

　　这还不算，潘达于选择的埋鼎地点，处于庭院第二进院落正房的堂屋正中，原本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埋好鼎后，潘达于把这张八仙桌摆放回原处，又添了一道遮人耳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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