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读秦大使回忆录《出使联合国》随笔

　　得到秦华孙大使刚出炉的回忆录《出使联合国》，遂利用一个周末，几乎是一口气将书读完。谁料想，在离开外交工作七年之后，我又被带回到那段多边外交的峥嵘岁月。

　　我是1995年11月被分配到外交部国际司分管安理会事务，1998年5月, 被派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治组负责欧洲和亚洲事务，至2000年底借调到联合国驻波黑特派团工作。这期间，正是秦大使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

　　这是一个多边外交的多事之秋，发生了一系列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先是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然后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南斯拉夫联盟动武，这期间发生了令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此外，还有造成重大人道主义影响的东帝汶、科索沃等危机。

　　我有幸在后方国际司和前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与了有关工作，亲历这些重大事件，目睹了秦大使这位老一代外交家的风范和神采。期间有两件大事令我印象格外深刻。

　　一、使用否决权

　　作为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我加入国际司时，中国在历史上只在1971和1972年使用过2次否决权。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使用最多的是弃权。此前中国驻联合国一位大使就曾因中国频繁使用弃权，被外电戏称为“弃权大使”。这主要是因为，虽然中国不赞成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但我国的国际地位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挑头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峙，我们的外交策略只能是周旋，为国内的经济建设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所以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国在外交上基本上是韬光养晦。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我们在多边外交的话语权增加。而这一时期，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在国际上多次兴风作浪，制造“两个中国”。这样一来，是否应该利用我国在安理会的地位，教训一下台湾当局，就被提到了外交部领导的议事日程。在外交部领导的周密部署和指挥下，中国多边外交在90年代末上演了一幕扣人心弦的大戏，这场大戏的主角就是秦大使。故事分为三部曲，分别是海地、危地马拉和马其顿，台湾当局的三个“邦交国”。

　　1996年，海地：邀请台湾的“副总统”李元簇出席海地总统就职仪式。

　　1996年，危地马拉：邀请台湾的章孝严作为李登辉的代表出席危地马拉和平协定签署仪式。

　　1999年，马其顿：与台湾建交。

　　上述三国都有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需要得到安理会的授权。中国对联合国在这些国家的维和行动一贯给予政治和财政支持，也就是投票支持。然而在这些国家做出有损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事情的时候，我国外交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是委曲求全继续投票支持，还是挺起胸膛说不。外交部领导选择了后者，我为这一天已经等待了很久，而这一天终于在秦大使任期内到来了。回忆录详细记述了秦大使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及海地、危地马拉和马其顿的代表之间的交涉。秦大使与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后出任国务卿的奥尔布莱特之间舌枪唇剑的辩论，堪称外交精典。作为前职业外交官，我欣赏奥老太太(奥尔布莱特)的善辩和执著，更敬佩秦大使的儒雅和智慧。

　　外交界有句老话，叫“弱国无外交，强国不用外交”。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丧权辱国，就是弱国无外交的写照。而美国冷战后在国际舞台上的颐指气使，就是强国不用外交的体现。现在，秦大使终于可以代表中国政府，理直气壮地阐述中国外交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世界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伟业与海地、危地马拉和马其顿的和平事业同样重要和不容忽视。今天，台湾的三个“邦交国”做出了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是对中国一贯支持联合国在三国的维和行动的嘲弄。中国理所当然做出反应，没有理由继续为维和行动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没有妥协的余地。否则中国政府将无法向国人交待。

　　秦大使表达的这一立场，严谨而平衡，有理而有力。国际社会终于认识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说话是算数的。这一立场也得到了时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现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同情和支持。

　　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时形势复杂诡变，有关各方纵横捭阖，反复较量。在海地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知难而退，秦大使箭在弦上，引而未发。在危地马拉和马其顿问题上，对手低估了中国政府的决心，不惜以身试法，将有关决议强行付诸表决，结果秦大使代表中国政府投了否决票。这两个台湾的“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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