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选择，草婴一直无怨无悔。他有自己的逻辑：没有职称，没有单位，我翻译的选题不是可以更自由吗？可是，“文革”期间，为了这份自由，他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那时，肖洛霍夫被称为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草婴作为他在中国的“吹鼓手”和“代理人”，“运交华盖”。在劳动改造中，先是十二指肠大出血，送到医院，胃被切除3/4；后来是从卡车上卸水泥，造成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痛入骨髓，一年后虽然愈合，但就此落下病根。草婴一生翻译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作家的作品30余部，七八百万字，可以说绝大部分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完成的。这是一种怎样的毅力啊！

　　草婴的夫人、原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盛天民介绍说，从事翻译的那些日子里，他每天五点半起床，先是锻炼身体，然后吃早饭。上午翻译，下午整理资料、看书。为了确保译文的质量，草婴给自己订了一个硬指标：平均每天只译1000字。草婴说：译者不是“传声筒”，也不是“翻译机器”，文学翻译更需要感情共鸣，只有感情被打动了，才能把自己融入原著那种氛围之中。

　　他翻译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时，被主人公索科洛夫的善良所感染，“心情激动，一边擦眼泪，一边停下笔来。有一次，他的学生、俄苏文学研究者章海陵上门拜访，发现老师神情忧郁，思想不集中，过了一会儿，草婴难过地告诉海陵：“安娜死了……我，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真难过……”

　　草婴的耕耘为他赢得了荣誉。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高尔基文学奖的作家，得过“鲁迅文学翻译奖彩虹奖”，荣获俄罗斯“马克西姆·高尔基奖章”，并被俄罗斯作家协会吸收为名誉会员。但草婴的价值不止于此。作家冯骥才在《草婴先生》一文中说：“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业。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来，翻译家们不常常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角吗？”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柯富安这样称赞草婴：“您是连接两个伟大邻国人民心灵感情的拱梁……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对比时下某些人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把“水磨坊”译成“水淋淋的小姑娘”，两三个月就翻译一本十几万字的小说，草婴不仅足以让翻译界警醒，更让我们看到“翻译事业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处”。

　　记者 徐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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