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欲则刚”作为座右铭。器识窄小，心存偏私，追名逐利，物欲缠身的人，就必定观察事物时没有主见，听取意见时偏听偏信，不可能刚正不阿，言而有信。田文镜在《州县事宜》中这样说：“倘利欲有以薰心，苞苴不无染指，目无定见，耳有偏听。器量不公，或喜怒而任性；面皮不冷，或瞻顾而狥情。则是在己一身，全无栓束，众人匿笑，奚有遵循。”(《关防》条)你处事既然没有定准，别人当然也就无所“遵循”。正因为这样，人们才要求“为有司者，审理词讼，事无大小，必虚公详慎，勿任一时之性，勿执一己之见。”(同上，《听断》条)这样才能昭信于世，同时也得到世人的信任。
在我国传统伦理中，“信”总是与“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诚以立万事之本，有诚则必有信。“平日诚以治民，而民信之，则凡有事于民，莫不应矣。”(《从政遗规》卷下)诚信的要义是不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一诚有余，百伪不足。”一味弄虚作假，不但偾事害政，对个人也往往弄巧成拙，贻患无穷。《从政遗规》强调：“当官处事，但务着实。如塗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种奸伪，不如一实。反复变诈，不如慎始。”(卷上)这里虽然揭露了“奸伪”、“变诈”的种种弊害，但其落脚点还是离不开作伪有违于“事君不欺之道”，这种“忠君” 观念，对于封建士人来说，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袁守定的《图民录》则超出这个思想藩篱，着眼于老百姓的“不可欺”，其中说：“若有一毫粉饰，则老百姓断不可欺。”“官之心术，百姓无不知之，洞然无所蔽隔。居是职者，呜可不诚。”(卷一)应该说，这个认识，较之《从政遗规》来，又显胜一筹了。
李文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