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即是行为，话语关乎权力。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语言应被看做是身体的一个维度。人与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全部关系都经由语言得到了表达。当将语言的运用视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和情景变量的折射的时候，就可称之为“话语”。

　　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中，话语实践被认为在传统方式和创造性方式两方面都是建构性的：既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也有助于改变社会。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封闭、僵化、板结的社会开始开放、松动和裂变。而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变迁的轨迹深刻而明晰，总是能够再现其根植和生长的那个时代，印证社会的变迁。

　　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兴起更是极大地改变了全社会的语言生态、话语权格局以及话语模式。随之而来的，是语言殖民化的末日、话语霸权的没落，以及社会话语的整体断裂、大规模的裂变，迎来了一个话语权日益平均，观点和表达方式日益多元，自由言说已呈不可逆转之势的新时代。

　　对新中国流行的语言和话语变迁的历程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可将被认为是改革开放起点的1978年，市场经济登堂入室的1992年，以及有中国互联网元年之称的1994年，当作中国近30多年语言和话语模式变迁的三个节点。

　　1949-1978：革命话语一家独大

　　语言和话语方式的革新，往往肇始于社会新旧更替之时。上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建立，全社会的语言和话语方式就为之一变，新的革命话语横扫一切，旧的话语体系被彻底颠覆和抛弃。这种革命话语一家独大的局面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这是一个中国社会的语言风格和话语方式意识形态化最为彻底的时期，整个社会话语空间充满了政治斗争的意味。即使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在思想领域，这种意味余韵犹存。

　　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论，即是贯串那30年社会主流话语的红线。这从当年的流行词汇即可窥一斑：一大二公，三反五反，四个伟大，五一六分子，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九评、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些数字化的新词组，计划意识和规训意图俨然。而红卫兵、红太阳、黑五类、黑材料、白专道路，这类色彩鲜明、界限清楚的关键词，则是当时简单粗暴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的具体呈现。这种粗暴在十年浩劫期间达到顶峰，炮打、砸烂、抢班、夺权、粉碎、铲除等动词成为时尚，以及“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语汇的流行，则无疑应归类为暴力美学的范畴。

　　这一时期，伪民间话语大行其道。1958年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就是官制民谣的典型。诸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类盛极一时的虚假抒情，被历史认定为民间美学包装的极权话语，是一种全民乌托邦的咏叹。而“土豆烧牛肉”、“不须放屁”、“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等俚俗的言说，则因出自领袖之口，才能大行其道且人人成诵。

　　1980年代：思想解放与个体觉醒

　　上世纪80年代，国门开启，思想解放，西风东渐，往昔遭禁止和被批判的各种思潮和知识汹涌而至，精神饥渴的知识界，饥不择食地享用了一场以现代化为调味料的思想盛宴。然而席终人散，就会发现社会的话语格局并未有太大改观。知识精英们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话语空间，但沉浸在长期束缚解脱后的眩晕和狂喜之中，似乎处于一种暴饮暴食后的消化不良状态。

　　回望80年代的流行话语，依然是政治语汇一家独大，精英话语则充斥着文艺腔，动辄得咎却不接地气，民间的声音一如既往地缺席，往往只能作为“小道消息”口耳相传。

　　无论是“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则是大家拿”这样的讽世歌谣，还是学生们提出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类口号，仍然有鲜明的集体主义烙印。

　　所幸这也是个体意识复苏和萌芽的时代，港台流行文化跨境渡海而来，让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体味到基于个人感受的别样情怀。而在本土，诗人和歌手成为了个体意识觉醒和表达的先锋，北岛“我不相信”的叩问，经由崔健的“一无所有”呼号，一直到海子“从明天起，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的吟咏。就为这个年代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成为至今让人感念和怀想的吉光片羽。

　　1990年代：民间话语日渐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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