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简介

　　山西芮城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小说选刊》、《人民文学》杂志工作。历任《小说选刊》编辑，《人民文学》编辑、副主任、主任、副主编、主编。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10年3月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著有文集《颜色的名字》、《纸现场》、《目光的政治》、《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文学：行动与联想》、《见证一千零一夜》、《反游记》、《为文学申辩》、《河边的日子》等。

　　编辑作品曾多次获奖。2000年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2004年获华语传媒文学奖·评论家奖，2007年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

　　关于文学

　　“传统文学”并非到现在才碰见“青年”

　　记者：作为《人民文学》的主编，你对传统文学和青年读者之间的距离怎么看？

　　李敬泽：你所说的“传统文学”并非到现在才碰见“青年”。中国的文学，特别是现代以来的文学本来就发端于青年——五四新文学发端于《新青年》，近百年来，它容纳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激情和创造。现在，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向青年封闭，变成纯属中年或老年的文学。当然，每一代年轻人都力图在现成的文学局面中留下自己的改动和印迹，这个过程可能不那么容易，但只要他们有才能，青年是一定会赢的。

　　记者：文学如果是产品，时间就是严格的检验员。很多产品被淘汰，也有很多产品留下来。唐朝留下唐诗，宋朝留下宋词，清朝留下小说。再过几百年，我们这个时代能留下什么？

　　李敬泽：建议你把这个问题刻到石头上去，埋到地下，几百年后人们的回答可能非常有趣。我想，我们不必为几百年后的事操心，重要的是，我们要发现和珍重我们现在认为好的东西。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搬出“名洋古”来做对照，好像现在的人一无是处；古人、大师们曾经活过、现在还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学习他们，但我们也要活呀，学习他们是为了和他们竞争，如果我们不敢大胆地竞争和创造，我们的时代可能真的留不下什么。对前人敬畏，对同代人苛刻，这是古今之通病，古人也有这个毛病，老是认为天下的好文章一千年前就写完了，这在理论上叫做“影响的焦虑”，克服这种焦虑需要艺术家的大胆创造，也需要批评家和读者有一点“ 厚今薄古”的精神，学会做天才们的同代人，学会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发现他们、肯定他们，而不是等三四百年后由后人立一块纪念碑，说这个人了不起，但当时老挨骂。

　　关于文学批评

　　热爱和忠诚是更根本的操守

　　记者：去年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面对德国汉学家冈特质疑中国的文学批评太温和时，你的回答是：我更多的不是下“死亡判决书”，而是“出生证明”。在你眼里，什么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应有的职业操守？

　　李敬泽：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书、很多小说出版，根据常识，其中好的肯定是少数。一个人生命有限，他不能把坏书看个遍，然后一一执行死亡判决。即使他有这个能力，我看这也很像一桩蠢事。重要的是找到和识别好书。

　　谈到职业操守，我猜你指的是说真话，是诚挚。这当然是最基本的，但如果一个人说，他就是觉得《红楼梦》很差而比如琼瑶的书很好，那么，他可能是说了他的真话，我却觉得这样的真话等于胡说。有的人可能说真话，但他对文学毫无感觉，而对一个批评家来说，他要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和对世界的深湛理解，更要有对文学的热爱和忠诚，他相信文学中包含着一些人类生活的重要价值，他要阐发它和维护它。这种热爱和忠诚，我认为是更根本的操守。

　　记者：有人说：“阅读跟看姑娘一样，见仁见智。众多评论家评着想评的，众多读者读着想读的，互不干扰，各取所需。”言下之意是，评论家的评论并不能真正成为广大读者购书、观影的指引。这效果并不符合评论的初衷。对此你怎么看？

　　李敬泽：评论的初衷，并非一定是给人家当导购。但是评论确实有一个如何与读者交流和对话的问题。评论不应该把自己封闭在学院里，它应该成为公众文化生活中一种主动的、活跃的力量。你可能不同意我文章中的观点，但如果这引起了你的思考，那么，我的初衷就算达到了吧。

　　记者：你认为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有百分百为读者服务的必要吗？

　　李敬泽：任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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