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难料，树欲静而风不止

　　莽古尔泰被废去了大贝勒之爵，太宗反而待之更亲了。除了前文提及的很快归还了其5牛录属员外，太宗还首次邀请莽古尔泰和代善于新年期间至清宁宫赴其举行的家宴。

　　天聪六年(1632)正月初二日，太宗设宴款待莽古尔泰与代善，并亲自迎出清宁宫宫门之外，恭请“两贝勒先进”。宴席中，太宗亲手执爵为两位兄长进酒，代善跪受少饮后，转与莽古尔泰。太宗“酌代善者三，酌莽古尔泰者一”，同时又令出席筵宴的诸贝勒“递相进酒”，频频举杯，十分尽兴。宴毕，太宗又以御用黑狐帽、貂裘等赐代善；以御用貂裘赐莽古尔泰，莽古尔泰与代善“遂服所赐衣出”。太宗又特来至凤凰楼下，不让两人叩谢，并亲送出大清门，待两人骑马离开后，方才入宫。

　　太宗如此高兴是有原因的，因为天聪四年(1630)，阿敏因失永平等4城获罪被囚；天聪五年(1631)十月，莽古尔泰又被革去大贝勒之爵。天聪六年(1632)正月初一日的元旦朝贺礼上，太宗、代善、莽古尔泰该如何列坐呢？原来，太宗即位之后，无论在何处举行朝会，其都与三大贝勒一字排开南面并列而坐。对此国人是有议论的，说莽古尔泰等三大贝勒“犹如三佛”而与汗并列，太宗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因而才有了削弱三大贝勒权力，强化汗权之种种。天聪五年(1631)十二月，朝堂之上进行了一场关于坐次的讨论。礼部参政李伯龙提出“朝贺行礼时不辨官职大小、常有随意排列，逾越班次者”，请诸贝勒共议定制，当议到莽古尔泰是否与太宗并坐时，诸贝勒认为可并坐和不可并坐者各占一半。相持不下之时，代善先称“仍令并坐亦可”，见太宗面无表情，立刻又称我等与上并坐，不合礼仪，“自今以后，上南面中坐”，我与莽古尔泰应侍坐于侧。太宗闻之大喜，诸贝勒也都称善。如此这般后，天聪六年(1632)的正月初一日，太宗第一次南面独坐，其御座两旁则设有二榻，降为贝勒的莽古尔泰和大贝勒代善左右列坐。相应的，从前八旗诸贝勒率大臣朝见太宗，“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序”的尊长遗风也随之改变，从这一年开始均按照八旗旗分“以次朝见”，而不在论年龄之长幼。至此，太宗距真正的南面独尊只有一步之遥，所以才有了上文中其于正月初二日兴致盎然地宴请莽古尔泰和代善两位兄长之举。

　　莽古尔泰降为贝勒后，并没有被剥夺兵权。天聪六年(1632)五月，莽古尔泰又随太宗远征察哈尔，后移师略明之归化、宣府及大同等，大胜而归。

　　天聪六年(1632)十二月，莽古尔泰“偶得微疾”，两天后突然“疾笃”而逝，时年46岁。莽古尔泰病危之时，太宗曾前去探望；其病故后，太宗、诸贝勒及众福晋再次前往，并“哭至二鼓”。其时，莽古尔泰的大福晋欲随夫生殉，太宗劝慰说，“尔子尚幼，既失父，又失母，子将谁抚？”遂让长姊东果格格为莽古尔泰大福晋剪发，摘去首饰以服丧。后，莽古尔泰所娶之乌拉福晋及侍婢1人生殉。于是，依丧礼，太宗与诸贝勒、诸福晋及同姓宗室皆摘去头冠上红缨，莽古尔泰所领之正蓝旗大臣以下亦“摘缨”，妇女易丧服。对于莽古尔泰之死，太宗很伤感，在莽古尔泰逝世的当晚坐于大清门的侧门下通宵未眠。翌日，则在大清门内设“团帐房”守丧。

　　莽古尔泰的丧礼办得非常隆重，出殡时，太宗命备13匹鞍马，并“以二马驮盔甲，以三驼驮团帐房及铺盖食用诸物”，又“列黄伞一、大纛二、小旗十、击豹尾枪四、鼓、喇叭、箫等”仪仗相送。因当时痘疹流行，故太宗、代善及未出痘贝勒均未出席丧礼。其后，对于莽古尔泰的祭奠也是依照定例而行，即初祭一次，大祭一次。初祭莽古尔泰贝勒时，以11匹鞍马、11匹空马和6峰骆驼引路，祭祀时所备的礼品有：棉索皮袄、金腰带、帽、靴、长棉袄、裤；装入皮囊的旧衣物有：袍两件、长棉袄1件、裤子1条、貂毡帽两顶，插有纠箭的撒袋1个、雕鞍辔1个、素鞍辔两个、银扁壶1把、壶1把、茶筒1个、杯2个、碟1个，另有“纸楼二、纸库房一、纸桥一、纸塔一、褡子二及纸金银元宝三万、纸钱五万、佛花五十、幡五十、引幡一”，并杀羊7只，列宴25席以祭之。

　　天聪七年(1633)七月十五日，太宗又亲率诸贝勒祭奠莽古尔泰。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因岁暮，莽古尔泰原所领之正蓝旗的固山额真色勒率领奥塔、爱巴礼等25人前往莽古尔泰的墓所行祭礼。祭奠后，色勒等以其为莽古尔泰的姻戚，入谒莽古尔泰诸福晋，并献酒。诸福晋遣使阻之未果，色勒等“径入，饮于诸福晋前”，后大醉，因此互相怒骂生事。太宗闻之，遣大臣调查事情的经过，又将醉酒者列名而召集诸贝勒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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