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庭审当天，曾参演《千里走单骑》的詹学彦,披挂着“安顺地戏”中关羽的全套行头坐在证人席上，他说：“电影《千里走单骑》出来后，我们被家乡人骂祖宗。”

　　其实“安顺地戏”1986年就走出国门，比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国际影坛打响“第五代”头炮还早两年。

　　电影《千里走单骑》中“安顺地戏”给“云南面具戏”当替身 署名权受损

　　你还记得《千里走单骑》这部电影吗？五年前，该剧因为张艺谋与高仓健的首度合作而被炒得火热，同时地戏这一独特古老的民俗文化也吸引住了众多国内外观众的眼球。但是就在今年的5月11日，大导演张艺谋等三方被告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理由是在《千里走单骑》中，贵州“安顺地戏”被张冠李戴为“云南面具戏”，因此原告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局要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安顺地戏”讨个说法。这场诉讼也被称为“中国非遗第一案”。

　　在非遗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的今天，这场民间艺人与大导演之间的文化官司尤其令人关注。张艺谋或《千里走单骑》是否要对造成“安顺地戏”著作权和署名权混乱而负责？对此，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认为，虚构的文艺作品固然可以宽容一点，发生错位可能是艺术上的考虑，但如能严谨一点，在影片里注明或有一个声明自然更好，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

　　扮替身

　　贵州非遗被错位

　　你也许早忘了《千里走单骑》这个故事：一位日本父亲到云南寻找一种面具戏，因为他的儿子曾来看过，并念念不忘，现在得了绝症，他想让儿子离世前能再看一眼这种面具戏。可是，戏阴错阳差的事情不断发生，终于这位日本父亲好不容易在监狱里找到了能唱面具戏的李加民。

　　那么，电影中的“云南面具戏”为何却成了贵州“安顺地戏”。

　　原来，《千里走单骑》中扮演李加民的是云南玉溪的一个农民，他会唱当地的“澄江关索戏”，但影片作曲郭文景在当地考察后认为，“关索戏”要是搬上银幕，效果不够理想，于是他辗转找到了贵州“安顺地戏”。而安顺旧州镇詹家屯地戏队的詹学彦，就成为全身披挂戴着面具演关公的“李加民”，另外几位同台的也是地戏队员。他们从贵州到云南参加演出，每天的报酬为60元。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尴尬就此而生，电影上映之后，很多人按图索骥来到云南，寻找电影里的“面具戏”，却发现“云南面具戏”实为贵州“安顺地戏”。

　　庭审当天，詹学彦气愤地说：“电影出来后，我们被家乡人骂祖宗。”

　　署名权

　　法律保护存空白

　　海淀法院当天未做出判决，该场诉讼结果如何还不可知。但诉讼双方各有理由，关键的问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尚存空白，被告律师提出：非遗是否享有知识产权，由谁享有，都无依据。非遗目前受国家行政法保护，而不是产生民事权利的依据。安顺市文化局的诉请无法律依据，也无判例支持。

　　原告方也承认诉讼的艰难，原告律师表示：“我们也知道目前的诉请无法可依，我们想通过这个诉讼，再次提出民间艺术作品署名权的问题，希望法律界予以重视。”原告方也并未提出赔偿，而是要求在媒体上刊登声明，并且在以后的电影发行中注明“片中的云南面具戏实际上是贵州安顺地戏”。

　　原告的要求看起来并不过分，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对此表示：“有些非遗本身就有很强的地方性，倘若只是以此为背景，模糊一点并没有问题，倘若以此为主要线索，那么严谨一点还是比较好，应该有所注明，一来可以避免误会，二来对电影本身的艺术性也没什么影响。”

　　谁之过

　　举手之劳别嫌累

　　按照被告方律师的观点，电影中的人物、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不能对号入座，而且电影也并非宣传“安顺地戏”为目的。

　　陶东风认为文艺作品确实应该有比较广的自由，他说：“虚构的故事，和新闻报道宣传资料不同，倘若在某个新闻报道里弄错了，那么必须要澄清，但虚构的故事可能会按照剧情需要而有所改动，比如说在云南的背景下安排一场昆曲或京剧，难道就不可以吗？

　　显然不是。所以，纪实作品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对的，可文艺作品则不同。”

　　就《千里走单骑》本身来说，事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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