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研究的人都知道，版本对于初入门的人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版本学、目录学因此被称为“治学门径”。祖父的这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他给我指出了一条研究《水经注》的正道。

　　1944年秋天，我通过考试进入了中正大学社会教育系。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我发现大学的教育也是灌输的方式，这对于我这个已有一定自学能力的人来说，是相当失望的。三个月后，我就离开了学校，从此走上自学的路。《水经注》是我毕生研究的重要课题，我如果有什么成绩的话，也都是靠自学取得的。

　　全家关门抄笔记

　　《水经注》研究真正开始有成果，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我记录有关《水经注》的读书笔记十几本，卡片有几千张。

　　1964年，我发表了一篇《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与地理学方法》的论文。由于我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古人对《水经注》(评价)的一句话：《水经注》是“宇宙未有之奇书”，导致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批斗、抄家。多年积累的几千张《水经注》研究的资料卡片被全部抄走。所幸的是十几本笔记本还留存在家里。为了防止这些笔记本落得同资料卡片一样的命运，我妻子胡德芬把它们转移到萧山一位朋友家里。但后来在萧山也不安全了。朋友只好悄悄把笔记本送回我家。

　　1968年6月30日，“造反派”勒令我交出《水经注》研究笔记本。我妻子推说笔记本已经放到乡下。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去乡下拿回笔记的5天时间。在这 5天中，我们全家一起上阵。每天晚上，我们夫妇，加上大女儿、二女儿和十四岁的大儿子五人，连夜抄录笔记本上的内容。为了不被外人察觉，家里的所有门窗全用棉被、床单遮得严严实实，电灯用黑布罩住，在昏暗的灯下，我们全家五人通宵达旦地抄录。我的小儿子只有十一岁，不能担任抄写工作，就在屋前屋后观察，以防外人突然闯入。五天之后，当我忍痛把这十几本笔记本交出时，我们全家人已经抄出了一个潦草不堪，但非常珍贵的底本，足足有几十万字。我的研究也就因此得以顺利延续。

　　还要告诉你一件秘密(事)，我在“文革”中，并没有放弃对《水经注》的研究，不过当时我为《水经注》包了一个红色外套，外观就像是一本红宝书。　　　　　

　　《水经注》中有宝藏

　　我研究《水经注》，如今已出了不少专著，海峡两岸都出我的书，表明对我的研究的一种认可。其实，要说最大的成果，或者说最大的价值，就是《水经注》本身，我只不过是发现了其中的价值。举个例子，“五胡十六国”时代一般都认为是一个纷争不断、生灵涂炭的时代，但我在研究《水经注》时发现，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各方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同时还是一个“地理大交流”的时代。当时，北方的匈奴、鲜卑、羌族等游牧民族跨越长城，进入华北和中原地区，他们告别了“天苍苍，野茫茫”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开始在汉族世居的小麦杂粮区定居。而华北和中原的汉族则被迫迁移到江南稻作区。这是巨大的社会变迁，所有的人都面临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新旧地理环境构成了他们现实生活和思想上的强烈对比，也扩大了他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地理知识。一大批的地理学著作就在这个时候诞生。《水经注》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场“地理大交流”完全可以与十五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相媲美。这样的发现带给我常人难以想象的乐趣。

　　《水经注》不仅记载了大小水道千余条，还详细记述了各水道所经地区的山陵、城邑、关津、建筑等情况，甚至还涉及到了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和神话传说等内容。我在研究《水经注》的过程中，就因此旁及到了历史地理研究、古都与城市研究、地名学研究、地图学研究、历史灾害研究、地方志研究等学科。

　　我今年已经八十八岁，还将继续与《水经注》做伴，因为《水经注》中有无穷的宝藏。

    陈桥驿 口述  颜越虎 整理

　　陈桥驿：当代郦学领域的学术泰斗

　　陈桥驿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是以研究宁绍地区历史地理起家的，又以对《水经注》的杰出研究而成为当代“郦学”泰斗，正可谓“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

　　而其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历史地理学、郦学(“水经注”研究)、历史地图学、方志和地名学、城市与古都研究、宁绍史地与吴越文化研究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等诸多方面，亦获得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和赞誉。

　　陈桥驿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0余年来，先后出版各类著作逾70种，公开发表著述累计1000余万字。尤其在水经注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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