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在世之时，除秦篆之外，只有从李斯之议，“罢与秦文不合者”，从未有过命人“使定书”的记载。依据有二，其一，秦王朝建立之初，有两种现成的文字可供选择，一是原秦国文字，一是原楚国文字，两者均有一定的社会使用基础，尢其后者，使用面积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但秦王朝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秦国文字进行加工繁化，即为秦篆。秦篆不易使用，“奏事难成”，是事实。若果真为了便于“奏事”，随时恢复使用上述哪一种文字即成，何必另起炉灶，又造新字？况秦法新定，“法令出一”，如中途变卦，允许他字渗用，岂不自削秦篆之威，自掴嘴巴？其二，程邈造“隶”字之时，正是秦末“官狱多事”之际。如《汉书•艺文志》记称：“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所谓“官狱多事”，即是“囚犯”和“徒隶”的反秦暴动此起彼伏之喻。又如《汉书•刑法志》记称：秦时“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两则记载完全相吻合。而陈胜、吴广之大泽乡起义即是其中首例。所谓“施之于徒隶”，意谓反秦起义军起初多由“徒隶”组成，而由程邈所造之字，首先在起义军中流行使用开来。但此时，秦始皇已死去多时，秦二世胡亥登基不久，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张楚”政权也已建立起来了，其旗下百万大军，业已撼动着秦王朝的统治基础。所以说，程邈造“隶”字即卓字，时在秦始皇死后，故与秦始皇无关。
     由此可见，苍颉是造字者其中之一，但不是“黄帝之史”。周宣王之时肯定有“太史”，但决不是“史籀”，因“史籀”并非人名。西周后期可能有“史籀十五篇”之字书，其中文字决不是所谓“大篆”，因为古字史上从未发现比秦篆更难写的文字。秦篆不是李斯所作，而是由赵高所作。最后，程邈造隶字，与秦始皇毫无关系。
      世传“苍颉造字”，就诈称苍颉是“黄帝之史”；世有“史籀十五篇”之说，就诈称“史籀”是“周宣王太史”和“史籀作大篆”；史有李斯作秦丞相之事，就诈称“李斯作小篆”；有程邈造隶字之事，就诈称程邈是秦始皇“出为御史”或“使定书”之人。是“官”者，或为“史”、“太史”、“丞相”之类，皆为帝王之臣。不是“官”者，如程邈，也得给贴上与“官”相关的标签，如“狱吏”或“御史”之类。如此颠三倒四，或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简直不知天下还有“厚颜无耻”之说。究其实质，无非等于说，古今文字皆是“王官”所作。这就无异于为全面剥夺人民的造字权、文字使用权等，编造舆论依据，埋下了伏笔。换言之，“王官造字”说，不仅为文字“扬于王庭”伪造历史依据，而且为秦篆作解脱，为书法伪造历史依据。
       事实证明，中国古今文字，如古字与卓隶字，除秦篆（书法字不能算是造字意义上的字符）为铁定的官造字符之外，其他都是历史上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尢其自创制、使用并相沿至今二千余年的卓隶字，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新成果，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