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有一种“诺贝尔情结”在国人头脑中萦绕。每年10月中旬，当诺贝尔奖获奖者名单公布时，报上、网上都会谈论一个话题——什么时候中国人也能获得诺贝尔奖？当然，这里的“中国人”，不是血统上的，以血统而论，自1957年起，自然科学领域已先后有李政道与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等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们都是具有“亲戚”性质的美籍华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其他的，达赖获得的是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一直拒绝承认；高行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同年加入了法国籍，由于其“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也不为中国官方所认可。况且，和平奖和文学奖也不是国人翘首以盼的那个“诺贝尔奖”。

本周，厦门来了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他就是前来厦大参加“2009国际分子神经退行性疾病大会”的阿龙·切哈诺沃教授，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分子神经退行性疾病”，这样的专业术语，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可阿龙·切哈诺沃与记者的那些对话，读者都能看得懂。而且，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他，言谈中充满着哲学的睿智，给人以启迪。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大陆科学家何时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提问时，这位以色列科学家就说：相信中国大陆科学家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奖，但不是靠制定计划，而是靠对科学的兴趣，最好的科学研究始终是由好奇心驱动的，发现问题，寻找答案，才会有重大发现。

诺贝尔奖是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没有哪个科学家不想摘取。它不仅是一份大奖，更重要地，它意味着自己的成果获得了“世界级”的认可。然而，对于科学家来说，工作可以计划，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完成，拿奖却难以计划。你不能在确立某个课题时就说，这个课题是冲着诺贝尔奖去的，它将在几年之内问鼎诺贝尔奖。事实是，科学家研究的是课题，而不是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是无法“研究”的。要拿到诺贝尔奖，发现必须是重大的，成果必须是原创的，并且要得到世界的普遍承认；要有人推荐，进入候选名单，毛遂自荐没有意义；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说了算，而不是如评劳模或“道模”（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那样，决定权在我们自己手里。

诺贝尔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梦，可要梦想成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它可遇，而不可求，也“求”不来。按理，大学是最能诞生诺贝尔奖的地方，但中国的大学，正如有人批评的，已经成为体制下的附属机构，已经成为另一类的盈利团体，太心浮气躁，太急功近利，这对于科学研究，对于摘取皇冠上的那颗“明珠”，是十分不利的。其实，以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基础，中国的大学或科学界，如果心气能够真正平静下来并坚持下去，没有那么多的功利主义，诺贝尔奖对于我们，应该不是太过遥远的事，反之，就不好说了。

实际上，不光是大学，不光是诺贝尔奖，个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很多情况下，如果我们离功利远一些，所谓“功”或“利”，或许离我们会更近一些，到来得会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