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家境况越来越糟。
中国共产党在汲取前人教训的基础上，独创性地建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新型军事制度。这使中国几千年来兵权私有的积弊为之一扫，彻底摆脱了军阀操纵政党及政治的梦魇，军队真正成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战斗的工具。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具有的这种为“公”制“私”的功能，不仅在于其本身的科学合理的制度机制安排，更在于其自身的无私性即阶级性先进性的特质。所谓“绝对领导”，从利益关系来说就是“无条件领导”。党领导军队、军队服从领导，都不是以利益满足、利益要求为先决条件的，除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党和军队这种在国家和人民利益指向的高度一致性，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能够实现的根本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军队国家化”对我军的险恶用心。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6年，针对蒋介石向我们党提出的交出军队的所谓“军队国家化”要求，我们党揭露其伎俩是“掩护军队私人化的魔术”，其目的就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军阀的军队”。这深刻点明了“军队国家化”此时此刻就是“私人化”、“军阀化”的实质。这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我们按照“军队国家化”的设想去做，军队必然变性变质，堕落成为个人或狭隘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我军就谈不上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质的军队。联系到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军队实行所谓“国家化”后被个人、利益集团控制，国家陷入长期战乱的事实，我们更应该警钟常鸣，不为任何花言巧语所迷惑。
敌对势力把西方国家的军事领导制度奉为“军队国家化”的圭臬，断言“军队国家化”是“文明国家的通则”。这不仅有悖于政党政治的一般要求，也犯了把个别当一般、把具体当普遍的常识性错误。
人类社会自摆脱蛮荒、产生国家以来，尽管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但就其政治形式来说，主要是两种：一是君主政治，二是政党政治。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形式，都有一个对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军队如何掌握和领导的问题。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军队由执政党掌握，是政党政治的基本要求。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和政治制度不同，其政党对军队的掌握方式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党对军队的间接管领。这主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西方国家标榜的“军队国家化”，不过是两党或多党制下政党轮流控制军队的一种方式。二是政党直接领导军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就是这种方式的完善体现。
在这里，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对不同国家政党掌握军队的方式如何称谓，而在于应不应该、能不能把西方国家这种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当作“通则”，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以此为样板照搬照抄。这是我们与“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分歧之所在。
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制度不同，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也必然不同。西方国家所谓的“军队国家化”，也是其一定条件下的产物，其适用范围也只能是一些特定国家，决不能把其无限制地扩大。西方国家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以多种方式向世界推行多党制和“军队国家化”，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旷日持久的“民主化”改造，由此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这种情况绝不允许在我国出现。我们与敌对势力在“军队国家化”等问题上的斗争，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但绝不仅限于意识形态的意义。从根本上说，这是维护国家民族权益的问题。我们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不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我们也要学习别国的成功经验，但是我们绝不允许别人对我们指手划脚，强迫我们按他们的那一套去做，要我们自毁长城，自己“化”掉自己。任何改变我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图谋都是不会得逞的。
当前我国的最大利益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军队国家化”攻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妨碍了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实现现代化这一国家最高利益的根本要求，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证。
坚定地坚持党的领导，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现代化事业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无庸讳言，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可以在不同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以及多种发展模式下推进。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无论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