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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了悲壮而无奈的一笔。林语堂《中国人》一书对此评论道：
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太学生有三千多人，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议论，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然而没有宪法保障，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二三百个学士，有的是全家，都被处死，流放，或监禁。这是在公元前166年至169年发生的事，史称“党锢之祸”。这次镇压如此彻底，如此广泛，整个运动即刻夭折，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此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
林语堂的分析，指出了汉魏之际士人道路变迁的原因。公元184年开始的黄巾农民起义发生后，汉灵帝害怕党人与黄巾军相勾连，于是下诏赦免党人。当时宦官由于作恶太多，害怕农民起义军对他们的打击，有些暗作内应，有些试图投降，倒是原先的党人如卢植等人还在替朝廷卖命。经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的汉灵帝这才觉得那些阉竖是靠不住的，他斥责宦官说，你们总说党人想造反，该杀该禁锢，现在党人给国家出力，你们反倒和黄巾通情，该杀不该杀？汉灵帝转而想到士族，然而士族对皇权业已失去信心，他们既恨
宦官，更怕农民起义。纷纷组织自己的武装，等待割据时机的到来。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去，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朝政。出身屠户的何进目光短浅，他企图依靠地方豪强董卓杀宦官，宦官们孤注一掷，先杀死何进，于是就像人们熟知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始描写的一样，早已恨透宦官的豪强士族的代表袁绍、袁术兄弟与曹操等人联合起来，杀死宦官两千多人，宦官势力至此全部被消灭。董卓进京后，逐走袁绍，废皇太子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而豪强与世族的势力则在地方割据中日益发展起来，东汉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从此，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将近四百年的动荡。汉末士魂，融入魏晋风度之中，正如我在《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一文中所说，这种新型人生观与精神观既是对于旧的道路的转变，也是对于新的人生观的追寻，魂归何处，这是中国士人永恒的人文追寻，也是士人不泯精神的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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