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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水浒传自序》；施耐庵；施伯雨
[论文摘要]明人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录有一篇《水浒传自序》，文字与金圣叹评本《水浒》施耐庵“原序”相同，但多出“元施伯雨”的署名。按《文章辨体汇选》体例，这意味着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笔者考证，这篇《水浒传自序》很可能源于金圣叹评本《水浒》，但相反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施耐庵是否“元施伯雨”，则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水浒传》“施耐庵的本”则有可能不是小说而是剧本。
一、问题和价值
金圣叹评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下称金批《水浒》)“序三”说：“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及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所谓贯华堂古本《水浒》“原序”，见于金批《水浒》刊本，末署“东都施耐庵序”。研究者普遍认为它是金圣叹托名伪撰。
明人贺复徵选编《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七之“序四十七·词曲类”录有一篇《水浒传自序》，文字与金批《水浒》“原序”相同，文末也署“东都施耐庵序”，所不同的是在《水浒传自序》题下又署名“元施伯雨”(卷327)。为简明起见，下文略称之“贺本序”，称金批《水浒》“原序”为“金本序”。《文章辨体汇选》“序四十七·词曲类”除“贺本序”外，还有《曲序》，题下署“徐渭”；《序拜月西厢传》，题下署“李贽”；《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题下署“王思任”。这些署名都是作者的本名。“贺本序”文末已有“东都施耐庵序”字样，而题下又署“元施伯雨”，按《文章辨体汇选》体例，意味着“东都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这是“贺本序”提供的新信息。
“贺本序”的价值自然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源于“金本序”。如果是这样，便意味着贺复徵认为施耐庵是“元施伯雨”；如果不是这样，则“贺本序”当另有来源，同时也意味着“金本序”当有来源。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在《水浒》研究的现有视野之外，可能具有新的史料价值。
二、“贺本序”有条件录自“金本序”
金批《水浒》是刊行本，“序三”署“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十五日”。《文章辨体汇选》是未刊本，被《四库全书》直接收录。因而，要判定“贺本序”是否源于“金本序”，在缺乏直接证据的前提下，需查明《文章辨体汇选》脱稿与金批《水浒》刊行的相对时间。关于《文章辨体汇选》的版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书只存抄本”，“每册首有晋江黄氏父子藏书印记”，但《千顷堂书目》却未著录。全书七百八十卷，所选文章“上自三代，下逮明末”，“首无序、目”，“其中有一体而两出者，……有一体而强分为二者，……未免失于别裁。意其卷帙既繁，稿本初脱，未经刊定，不能尽削繁芜。然其别类分门，搜罗广博，殆积毕生心力抄撮而成，故坠典秘文亦往往有出人耳目之外者。”这是说，此书“未经刊定”，尚需加工修改以“尽削繁芜”，属于尚未最终编定的初稿。上文提到，此书录有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王思任(1575—1646)卒于清顺治三年(1646)，但《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作于“天启癸亥”，即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原是为清晖阔刊本《牡丹亭》所作。又如卷十九“诰”之一，探讨“诰”的观念演变，有按语“复微日：考《文苑英华》亦有‘中书制诰’、‘翰林制诏’之别。……我明大夫曰‘诰命’，郎官曰‘敕命’，则是唐、宋‘制’重而‘诰’轻，明则‘敕’轻而‘诰’重，合而观之可以知唐、宋、明三代之损益矣。”(卷19)这分明是明朝人口吻。通检全书，可知所录文章的确“下逮明末”。
关于《文章辨体汇选》的编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贺复徵编。复微字仲来，丹阳人。”“书中有复徵自著《道光和尚述》云：先宪副昔宦夔门，时为天启甲子六月。越岁乙丑予入蜀，悉其事，先宪副为郎南都，嗣后入粤归吴，又云：先宫保中泠公请师演说《金刚经》。又《(吴吟>题词》云，辛未秋，家大人粤西命下，予以病侍行。考丹阳贺氏一家，登科名者，邦泰，嘉靖己未进士；邦泰孙世寿，万历庚戌进士，官总督仓场户部尚书；世寿子王盛，崇祯戊辰进士，按之复徵所序祖父官阶年月，俱不相合。”(卷189)这里肯定了贺复徵是明朝人，但其家世不详。
以上提要虽然没有涉及此书“稿本初脱”的时间和贺复徵的生卒年，但有助于查考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此书内含贺复徵自著文章六篇。在《云社约》中，他自我介绍道：“予不佞复徵，字仲来，行二”；“予不佞复徵，万历庚子年三月二十六日生。”(卷51)可知他生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比金圣叹(1608—1661)年长8岁。
其《<吴吟>题词》开头说：“辛未秋，家大人粤西命下。粤故多瘴疠，家人戒无往。然功令必往，予乃以病侍行，溯扬子江而上……”。”(卷362)其时在崇祯四年(1631)辛未。其《道光和尚述》提到：
先宪副昔宦夔门，闻师戒行，延之云安之慧
日寺。讲《法华经》，天花乱飞，大者如掌，万目
恭睹，诧为希有，如是者三日。其时为天启甲子
六月也。越岁乙丑予入蜀，悉其事，寄以诗曰：
……。未几，师南游，晤予于后湖别墅，云往星
源之花山修六度净社。予送以诗曰：……。先
宪副为郎南都，师从白岳柱杖来相见道故，且为
欢喜。适蜀人王太史、徐玺卿皆欲留之常住，与
先宪副相商，于鸟龙潭上规摹数武，结道光庵，
挂师锡焉。嗣后先宪副入粤、归吴，十年之间，
师岁一至丹阳为故事，不啻白香山之如满苏长
公之参寥也。不幸先宪副见背，四方多事，师依
杜将军，下吴门，过娄江，走云间、海上。不如
意，复至丹阳。余奉师于城西之六度庵。先宫
保中冷公为之倡，首请师演说《金刚》妙经，作诗
赠之。予和以诗曰：……宫保公结静室于净香
池后，为师焚(引者按原文如此，当作梵)修。予
辈亦喜师有住足地，而师竞逝矣。(卷629)
将以上两文互参，可寻出一些史实。“师”指道光和尚。“先宪副”是贺复徵的“家大人”即父亲。他在“天启甲子”(天启四年，1624)前后任职夔门，后“为郎南都”，调任南京，曾为道光和尚在南京乌龙潭建道光庵。之后，他于崇祯四年(1631)辛未“入粤”，调任粤西，后又由粤“归吴”，回家乡丹阳。他从“入粤”到“归吴”，再到死去，前后“十年”，则他当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恰巧，金批《水浒》也刊行于这一年。
贺父死后，道光和尚随杜将军辗转吴门(苏州)、娄江、云间、海上(上海)，后又回到丹阳。在丹阳， 贺复徵“奉师于城西之六度庵”。之后，“先宫保中冷(引者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冷”作“泠”)公”供养道光和尚，为他建造静室，直到他死去。
《道光和尚述》显然作于道光和尚死后。虽然道光和尚的卒年不得而知，但肯定在崇祯十四年(1641)贺父死后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道光和尚离开丹阳，辗转苏州、娄江、云间、上海，又回丹阳。在丹阳，他先住六度庵，又讲《金刚经》，后迁净香池后之静室，直到他死后贺复徵为作《道光和尚述》，并编入《文章辨体汇选》。金圣叹是苏州人，金批《水浒》应刊行于苏州。而从丹阳到苏州，骑驴或乘马车，一天时间足矣。因而，贺复徵应有条件见到金批《水浒》，“贺本序”自然有条件录自“金本序”。虽然“贺本序”未必录自“金本序”，但录自“金本序”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三、“贺本序”未必录自“金本序”
之所以说“贺本序”未必录自“金本序”，是因这种可能性也无法排除。
《文章辨体汇选》“只存抄本”，并有“黄氏父子藏书印记”，即黄居中千顷斋、黄虞稷千顷堂藏书印记。这意味着此书应是黄居中(1562—1644)所得，他死后由儿子黄虞稷(1629—1691)继承。黄居中死于崇祯十七年(1644)。此时黄虞稷15岁。他是黄居中67岁时所生。黄居中死后，黄虞稷承继先父遗志，勤奋好学，继续藏书，并以撰《千顷堂书目》著称。钱谦益《黄氏千顷斋藏书记》说，顺治五年戊子(1648)他到南京黄氏千顷斋访书。黄虞稷对他说：“虞稷之先人，少好读书，老而弥笃，自为举子以迄学宫，修脯所人，衣食所余，未尝不以市书也；寝食坐卧晏居行役，未尝一息废书也。丧乱之后，闭关读《易》，笺注数改，丹铅杂然，易箦之前手未尝释卷帙也。藏书千顷斋中约六万余卷。余小子裒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数千卷。惟夫子之于书有同好也，得一言以记之，庶几劫灰之后，吾父子之名与此书犹在人间也。”(卷26)黄居中原籍福建晋江，于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中举，先是出任上海县教谕，后升任南京国子监丞，直到去世。朱彝尊《明诗综》录有黄居中《寄儿》一首，序云：“居中字明立，晋江人，万历乙酉举人，自上海教谕迁南京国子监丞。”并引《能静居诗话》注云：“监丞锐意藏书，手自抄撮。仲子虞稷继之，岁增月益。……晓夜孜孜，不废雠勘，著录凡八万册。坟土未干，皆归他人插架，深可惋惜也。”(卷60)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军占领北京，崇祯帝自缢而明朝亡，即黄虞稷所说“丧乱之后”，黄居中以82岁高龄抑郁而死于南京家中。由此可知，黄虞稷千顷堂创自黄居中千顷斋，千顷堂藏书的大部分源于黄居中千顷斋藏书。《千顷堂书目》卷六著录“黄居中《千顷斋藏书目录》六卷”，即为《千顷堂书目》的主要来源。 《文章辨体汇选》抄本既然是黄居中所藏，就应在崇祯十七年(1644)他去世之前所获。《道光和尚述》写成并入编的时间，自然只能在道光和尚死后到黄居中获得抄本之前。将这期间设为最大限度，即设定道光和尚最早死于崇祯十四、十五年间，到黄居中获得抄本的崇祯十六、十七年间，充其量只有二三年时间。这期间正是明亡前夕，《道光和尚述》所谓“四方多事”，兵荒马乱的年头。
此书卷帙浩繁，有七百八十卷之多。从“原稿初脱”到抄本抄成，被黄居中收藏，颇需时日。此书“未经刊定”，目录尚未编写，可知抄本不会是贺复徵自己所为。如果抄本是他所为——例如请人抄写，或黄居中向他借抄，则他当有“刊定”和编出目录的时间与必要。既然这些事他都没有做，定有缘故。其中也许与他信奉佛教有关。贺复徵及其家庭信仰佛教。他在《道光和尚述》中提到，其父死时，正值“四方多事”。又说：“尝与师订，予于自锄园后设双榻，与师结夏其中，为予弟子开示《楞严》指归，一扫言诠诸障。师为首肯。奈予心杂而懒，当面错过，至今为之悲恨。”在道光和尚生前死后，贺复徵奉佛之念既深，加上兵荒马乱，不但搜罗文献编书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心志也已不在编书上了。所谓“一扫言诠诸障”，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透过文字障碍弄懂《楞严经》的含义宗旨，一是指文字原是了悟实相的名色障碍，不可执著。他在《比丘尼海义补陀斋僧募缘疏》中说：[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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