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顾氏之经学，尊崇经文而不盲从，注重本经而不废传注，遍考历代经说而无怪异玄渺之论，此其学所以可征可信而风靡久远之故也。

    2）稽古以明经

顾炎武强调尊崇经典，然并不拘执经训。他提出“信古而阙疑”的治经原则，认为“《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日知录》卷二《丰熙伪尚书》）因此，他稽考典籍，诂训经解，对于诸经传注，无不详加校理考订，历代经说，一一予以稽验考明。

对于经典文字，顾氏进行了细致的校订。顾氏治经，非常注重经典的可靠性，因此特别强调校勘的重要性。他曾说：“是故信而好古，则旧本不可无存；多闻阙疑，则群书亦当并订。此非后之君子之责而谁任哉？”（《日知录》卷十八《监本二十一史》）对于所读典籍，他均尽量正其舛讹，补其阙失，以求得其本旨。他曾撰《九经误字》，校正诸经刊误尤多。此外，在《日知录》等书中，顾氏随手校正诸经错乱的条目亦不在少数。他的这种校勘工作，或以善本详加勘比，或以他书文句互校，或以原书体例自相厘正，无分巨细，均体现了其博通经史，融会贯通的学风，因而对补助古代文献极有裨益。

对于经传史事，顾氏进行了确凿的考辨。在经学历史上，《周易》也是一部疑团丛生的经典，而其中尤以《十翼》的疑问最多。汉代的古文学家认为《十翼》为孔子所作，今文学家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宋代的欧阳修等人则认为《系辞》、《文言》以下皆非孔子所作。不仅如此，《十翼》的篇目和次序也向无定论。顾氏在《日知录》卷一“朱子周易本义”条中对《周易》经传进行了辨析，他相信《十翼》为孔子所作，并主张恢复朱熹所定古文《易》之次序。再如，《诗》三百篇，一般认为，就其体制和性质来说，可以分为“风”、“雅”、“颂”三类，但三者之间的区别，历来经学家们就有很大分歧。顾氏在《日知录》卷三“豳”条和“四诗”中结合《诗》之时代和内容，对各篇体裁进行了重新考察和分类，提出《诗》应该分为“南”、“豳”、“雅”、“颂”四类的“四诗”说，这是一种新颖的观点，对后来说《诗》的人们很有启发。顾氏由考证《诗》之时代，进而又怀疑到《诗》之篇第，并提出“《诗》之世次，必不可信”（《日知录》卷三《诗序》）的观点，亦能成一家之言。

对于历代经说，顾氏进行了周正的考评。顾氏治经，主张百家争鸣，博通群经。他认为，两汉经学虽各守家法，然众说林立，学者能不专于一家之学。晋、宋以下承其余风，仍有博学贯通之士。至唐颁《五经正义》，明辑《四书五经大全》、刻《十三经注疏》，欲使道术归一，而适使通经之路愈狭。他由此而慨叹说：“试问百年以来，其通《十三经注疏》者几人哉？以一家之学，有限之书，人间之说共有者，而犹苦其难读也，况进而求之儒者之林，群书之府乎？”（《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易书》）顾氏对宋明经学沦为帖括之学、走上心性之途，持激烈批评的态度，然对宋儒之经学成就并不一概抹杀，而认为诸如程、朱等人之书，亦有羽翼《六经》、垂于国胄者。

其它如诂训名物、考明典制、辨正史实、疏通经义者，在《日知录》、《五经同异》、《左传杜解补正》诸书中，举目皆是。顾氏的此类研索考究，均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不依傍，不盲从，体现了求实的治经风格。

三、通经致用
顾炎武之经史考证，博极古今，专精缜密，钩沉稽幽，巨细咸备，而论其诂经之旨，则归于切实致用。他说：“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又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证今。”（《菰中随笔》卷三）

在顾氏看来，“经”乃礼乐德刑之本，文治教化之源，因此，通经可以明道，经术可以经世。他说：“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武王之诰康叔，既祗遹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耇成人，又别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后进之以‘稽谋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学古入官’，曰‘不学墙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乎！”（《日知录》卷二《其稽我古人之德》）又说：“汉武帝从公孙弘之议，下至郡太守卒吏，皆用通一艺以上者。唐高宗总章初，诏诸司令史，考满者限试一经。……然则昔之为吏者，皆曾执经问业之徒，心术正而名节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日知录》卷十七《通经为吏》）

故顾氏考究《五经》，皆从究名物、辨史事、明经义入手，以探求先民制作之原，体察往圣开成之道，洞悉古今通变之由，进而落实于正人心、明治要、兴太平之实。

《易》以道化。顾氏认为，《周易》广大悉备，藏往知来，学者研索其义，于天道人事，皆各增其助益。他说：“《易》于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实示人，学者玩索其义，处事自有主张。”（《亭林余集》《与任钧衡》）“圣人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作为《易》书，以前民用。”（《日知录》卷一《易逆数也》）他强调，《易》之一卦一爻，皆具天下古今之大，百代存亡之迹，如若学之有方，便可窥其大道，得其大用。他说：“且夫《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然此特识其大者而已，其实人人可用。”（《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易书》）他认为，学《易》可得御物之智，行事之方。其言曰：“爱恶相攻，远近相取，情伪相感，人心之至变也。于何知之？以其辞知之。……是以圣人设卦，以尽情伪。夫诚于中必形于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先王之所以铸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身之防，御物之智，其全于是矣。”（《日知录》卷一《凡易之情》）“圣人所闻所见，无非《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谓：‘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者也。”（《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他还认为，学《易》有益于寡过杜渐，修治身心。其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见夫有恒也；有恒然后可以无大过。”（《日知录》卷一《孔子论易》）

《诗》以道志。顾氏论《诗》，强调其教化敦民、淳厚人心之用。他说：“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日知录》卷二十一《作诗之旨》）他认为，《诗》能使人知礼仪：“‘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仪刑文王’而已；其‘仪刑文王’也如之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已。”（《日知录》卷三《上天之载》）《诗》能使人知廉耻：“‘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民免而无耻也。‘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有耻且格也。”（《日知录》卷三《大车》）《诗》能使人由机巧返质朴：“‘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夫使机智日生，而奸伪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险肤之族，则高后崇降弗祥；有诪张为幻之民，则嗣王罔或克寿。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庞，商朴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而斫雕为朴，其道何由？则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三《民之质矣日用饮食》）

《书》以道事。顾氏论《书》，以其为记载古代政事之书，故不专以考据训诂为能事，而侧重于联系史事说明经义，以明其经世济用之志。如其读《商书·西伯戡黎》，则曰：“以关中并天下者，必先于得河东。秦取三晋，而后灭燕、齐；苻氏取晋阳，而后灭燕；宇文氏取晋阳，而后灭齐。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日知录》卷二《西伯戡黎》）读《盘庚》、《微子》诸篇，则曰：“自古国家承平日久，法制废弛，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纣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谓不尽然。……然则论纣之亡，武之兴，而谓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辞也，未得为穷源之论也。”（《日知录》卷二《殷纣之所以亡》）读《周书·洛诰》，则曰：“人主坐明堂而临九牧，不但察群心之向背，亦当知四国之忠奸。故嘉禾同颖，美侯服之宣风，底贡厥獒，戒明王之慎德，所谓‘敬识百辟享’也。”（《日知录》卷二《汝其敬识百辟享》）

《礼》以道行。顾氏论《礼》，以其为天地之序，人伦之常，故强调其移易风俗、纲纪社会之功用。其论中有云：“郊社之礼，所以仁鬼神；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天下之大经毕举而无遗矣。”（《日知录》卷六《肫肫其仁》）他认为，学《礼》乃所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圣，犹问礼于老聃，而其与弟子答问之言，虽节目之微，无不备悉。语其子伯鱼曰：‘不学礼，无以立。’《乡党》一篇，皆动容周旋中礼之效。然则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礼其何以焉。”（《亭林文集》卷二《仪礼郑注句读序》）学《礼》有助于治国：“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日知录》卷四《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学《礼》可为后世之鉴：“古先王之为后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见之也，故亡国之社以为庙屏；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乐 ，稷食菜羹，而太史奉之，以为讳恶。此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之义也。”（《日知录》卷六《子卯不乐》）

《春秋》以道义。顾氏论《春秋》，善于考往鉴来，借古讽今。他认为，《春秋》乃圣人性命之文：“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戎翟，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为圣人性命之文。”（《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春秋》为天下后世治人之书：“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四》）

可见顾氏之经学，完全不同于那些雕琢辞章、缀辑故实的俗儒之学，亦大异于那些注虫鱼、命草木的腐儒之论。其弟子潘耒谓其“叹礼教之衰迟，伤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着明。”（潘耒《日知录序》）后学黄汝成亦曰：“其言经史之微文大义，良法善政，务推礼乐德刑之本，以达质文否泰之迁嬗，错综其理，会通其旨。”（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序》）可谓中肯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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