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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极大的犯罪。但应注意的是，皇帝虽然不受法律的限制，历代的法典中也没有针对皇帝的律条，但这并不表示皇帝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超越无限体，实际上皇帝要受到礼的种种限制。
贵族、官僚与皇帝同治天下，他们也被赋予了很多特权。在法律方面，根据其与皇帝在伦理上的亲疏和官爵上的高低不同，他们可以在犯罪时享有议、请、减、当等庶人难以享受的减免刑罚的优待；在生活方式方面，他们衣服的颜色、质地，房屋的大小、间数及装饰也各有定制，使得人们在表面上即可判断出他们和一般百姓在政治、社会地位上的差异。
就是在没有特权的庶人内部，礼的等差性也鲜明地体现着。传统社会中庶人也有良贱之分。贱民的法律地位低于良民，他们不能应考出仕，不能与良民通婚。以良犯贱，处分较常人相犯为轻；以贱犯良，则处分较常人相犯为重。充分体现了礼治的等级性。
3、人治
人治乃是偏重于国家统治方面而言。儒家的治道，最重视治国者的德性修养，其理想状态就是仁者而在高位。儒家“人治”的要点便是以在上位者的崇高道德以为民众的表率，使其渐受感染而日渐去恶趋善，最终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种思想，在儒家的经典中随处可见。
儒家因为笃信仁的德性力量而主张“人治”，虽然也不否认法律刑罚的作用，却只将其看成一种辅助。法纵然优良，也只是“治之端”，其最终能否起到应有之功用，还在于运作操执之人。所以荀子说：
“有治人，无治法”。[17]
“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18]
荀子的这种思想支配了中国近两千年。近代东西交通以来，则逐渐受到猛烈的批判。[19]但总体看来，大多数批评家是以西方法律立场来批评中国传统之“人治”，殊未允恰。我们若能抱着平和的心态来看儒家的“人治”思想，便不难发现儒家的“人治”绝不是要依靠着几个人的意志来治理国家，它的精义在举贤与能，而贤能的标准则在于德行之高下。宗法社会之世卿世禄制，以血缘定人的地位高低，血缘高贵者虽鄙陋亦获高位，血缘低贱者虽贤能难获其位以显其志。儒家则认为德行高尚者宜居统治地位，德行粗鄙者则不能让其占据上位，否则就是向民众宣扬恶行，此即所谓“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20]德行与血缘不同。血缘乃是天生，德行则是后天修习之结果。 出身虽至鄙至贱之人亦可通过修习而成为德行高尚者，这就是说，不管此人出身如何，他都可因德行之修习提高而获居统治的地位。这真可说是是对血缘世袭制的一种大反动。中国自秦汉后除皇帝世袭不变外，各级官员皆不能世袭，而有各种选举贤能之制度，使中国政治之开明程度远超同时期东西方各国，岂非“人治”思想之功么？惟其历时久远，不能无流弊也。今人考察古人之思想，固应发现其不足，批评而改正之，然亦当设身处地，对古人学说抱一种同情态度，方能明晓古人学说之真精神也。
参考文献：
[1][7][10]《论语·颜渊》。
[2]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230页。
[3][9]《论语·为政》。
[4][11]《论语·子路》。
[5]《论语·尧曰》。
[6]《左传》昭公二十年。
[8]《论语·述而》。
[12]《荀子·儒效》。
[13]《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律·礼》，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14]《礼记·曲礼上》。
[15]《管子·五辅》。
[16]《孟子·滕文公下》。
[17]《荀子·君道》。
[18]《荀子·王制》。
[19]如吴经熊在其《法律哲学研究》中认为儒家专以“效法”来治国，即在上者用“以身作则”来感化下民，下民自然会效法的治国方法乃是一种幼稚的幻想。
[20]《孟子·离娄上》。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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