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才鬼记》不是依傍前人的增辑产物，而是梅鼎祚别具手眼编纂的专题小说集。本文首先考证了两种题暑的《才鬼记》一卷本为伪托之作，然后梳理、比照、探讨梅鼎祚《才鬼记》流传中各版本的关系及其影响。

　　[关键词]梅鼎祚；才鬼记；版本；考论
　　
　　《才鬼记》(十六卷)，是明梅鼎祚编选“历代才鬼故事”的专题类书型小说集。诚如梅氏自言“是编予聊以隐颐标卓诡于世外，而祥妖自招，讽诫具存，人谋鬼谋亦庶以使与能广幽赞乎!”又如明末清初闵景贤《才鬼题辞》所论“读才鬼录而掩卷叹焉，非怜鬼才，正惜人才之不终，置天地英华于无用耳”，此小说集不仅浸润了编纂者个人复杂的人生体验，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非道学思想。也正是因为这些不为封建卫道者所容的异质思想，《四库全书总目》贬斥其“捃拾残剩，以成是编，本无所取义，而体例庞杂又如是，真可谓作为无益矣”，以致自明末后，它几被淹没了二百多年，该集的篇目内容、思想主旨、文本情况、编选体例、版本流传等也随之变得模糊和复杂。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梳理、考证，以期能更切历史地来探讨《才鬼记》这部小说集的特色与价值。
　　
　　一
　　
　　上海图书馆《中国丛书综录》(1959)对《才鬼记》的著录，在撰者、篇目、卷数及版本等方面已有不少模糊不清的地方，该综录著录情况如下：
　　《才鬼记》一卷，(唐)郑簧撰，版本有“合刻三志·志鬼类”、“唐人说荟六集”(乾隆本、道光本、宣统石印本、民国石印本)、“唐代丛书六集”、“龙威祕书四集”和“晋唐小说畅观”。
　　《才鬼记》题宋张君房撰，版本有“说郛”(宛委山堂本)卷一百十三。
　　才鬼记五则，题唐郑哲撰，版本有“旧小说”(民国奉、1957年本)乙集。
　　《才鬼记》一卷，(唐)郑簧撰，(明)梅鼎祚增辑，版本有“快书”。
　　其中的模糊不清处为：一是梅氏《才鬼记》的编纂方式是增辑吗?如果是，那么底本，是郑黄，是张君房，还是郑哲?二是以上各版本《才鬼记》之间是何关系?三是篇目卷次的变化情况如何解释?
　　要理清这些，关键就是“才鬼记一卷”真实性的辩伪。上世纪90年代，李剑国、宁稼雨二位先生已作了详细的考辩，李先生第一个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辩订：
　　《才鬼记》，载重编《说郛》卷一一六、《合刻三志》志鬼类、《唐人说荟》一五集、《龙威祕书》四集、《唐代丛书》卷十九、《晋唐小说六十种》七册。重编《说郛》題宋张君房。北京大学所藏本收五篇：《李章武》(此篇原无标目)、《长孙绍祖》、《刘讽》、《独孤穆》、《崔炜》。南开大学藏本首篇为李章武事；后为独孤穆事之残文，只存“以君为我腐秽”以下一节，前皆阙去。《四库全书》本只有李章武一事。《合刻三志》本题“唐郑黄纂，明梅鼎祚重订”，凡收《卢充》、《王敬伯》、《长孙绍祖》、《刘讽》、《独孤穆》、《崔炜》、《孟氏》、《李章武》、《窦玉传》、《曾季衡》、《韦氏子》十一篇。《唐人说荟》等本又增二篇，题署全同《合刻三志》。今据《唐人说荟》本考辩如下：略(对十三则文本差异、故事来源的考辩)
　　《四库提要》卷一四四小说类存目著录梅鼎祚《才鬼记》十六卷……明闵景贤辑《快书》(天启六年刊本)，卷五0收有《才鬼记》，小宇注“梅禹金删本”，自紫玉至侯官吴洪共七十八事，大抵明事详而余皆略，乃删缩梅书而成。《合刻三志》、重编《说郛》所收即取自梅书，而妄加撰人以充古书。
　　《旧小说》乙集选辑《才鬼记》五则(《王敬伯》、《独孤穆》、《盂氏》、《窦玉》、《曾季衡》)，撰人署郑哲，纯为杜撰。(《伪书辨证》)
　　如上考辩，李先生明确指出“才鬼记一卷”各版本所题撰人“郑黄”、“张君房”、“郑哲”都不可信。无独有偶，宁先生也认为题署“宋张君房、唐郑黄、郑哲”的《才鬼记》确为伪讹书，其论证见其《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之《伪讹书目》。此后，陆续有不少学者认同上述考辩结果，如《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才鬼记一卷”辞条撰写中，穆之文先生基本沿袭李、宁二人的观点与表述。又如卜键先生也认为一卷本《才鬼记》是伪书，不过，他认为是梅鼎祚本人作伪，即他伪托唐郑黄纂《才鬼记》十三则而后因之扩大为现万历甲辰十六卷本”，不知所据为何?但这些观点都基本认定“才鬼记一卷”是部伪书。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点，笔者首先翻检唐至元的史志目录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通志·艺文志》、《玉海·艺文》、《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私家目录，结果都未发现郑、张二人撰《才鬼记》的记载。然后又查找二人史料，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上》、徐松《登科记考》、孟二冬《登科记补正》、《阙史》记载，郑黄为郑鲁之子，唐咸通三年(862)进士，曾官员外郎、万年县宰，著述中无《才鬼记》；据《宋史》及《嘉庆湖北通志》、《安陆县志》等记载，张君房，字尹方(或作尹才、允方)，岳州安陆人(今湖北)，北宋真宗时期的道士，其编著中也没有《才鬼记》。这么长一段历史，公私目录和个人史料中都无二人撰著《才鬼记》的记载，可见，上述“《才鬼记》为伪书”的考辩是可信的。但也有不同观点，如台湾陈益源、大陆陈大康等先生，他们基本都不加怀疑地认为“梅鼎祚依据唐郑黄纂《才鬼记》十三则扩编而成《才鬼记》十六卷”。
　　二陈这类看法也不是空穴来风，依据就是明末至清小说汇编中出现的上述“才鬼记”题署。但这些题署的出现都是远远晚于梅鼎祚《才鬼记》编纂和出版时间(万历甲辰、乙巳年)。相对而言，《快书》刊刻于与梅氏《才鬼记》较近的天启六年，其卷五十收录的《才鬼记》，目录页和正文页的标题下都注明为“梅禹金删本”(同上)；此外，为闵景贤最后编订《快书》和写序的何伟然，与梅氏朋友潘之恒、臧晋叔有交游，由此可见，闵、何对梅氏编纂(才鬼记)情况的了解应是符合实际的，所以才会在收录《才鬼记》时明确注明“梅禹金删本”。那么这些题署“唐郑黄”或“宋张君房”的《才鬼记》又是如何出现的呢?据调查，最早出现题署“唐郑黄撰，明梅鼎祚重订”的是《合刻三志》和《唐人百家小说》，二者的刊刻年代最早都不能超过明末；此外，笔者通过比勘，发现《唐人百家小说》收录的《才鬼记》，在题署、篇目、行款、圈点等版式以及版框断痕都与《合刻三志》一样，而且如《杜秋娘》、《冤债志》等其他相同选录篇目圈点情况也是一模一样的，可见这两部明末小说丛刻中《才鬼记》其实就是使用同一个版片刻印的。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唐人百家小说》的编纂至今未能明晰；但《合刻三志》的编纂情况，经鲁迅、程毅中、杜泽逊等专家研究，初步已知该集的编纂态度不严肃，编辑情况很混乱——伪托现象严重、充分体现了明人“妄制篇目、改题撰人”的陋习。此外，程先生通过考订，还发现“《唐人说荟》曾受《合刻三志》的影响，在《五朝小说·晋唐百家小说》的基础上，又专抄了一大批伪书，贻误更广。《合刻三志》编印较早，作伪极多，造成的混乱非常严重。幸而刻本不多，流传不广，但它的谬种却通过《唐人说荟》、《唐代丛书》而得以散布。正本清源，必须考订”。承袭它们伪误，清代晋唐小说热时出版的一些小说丛书，如乾隆五十七年《唐人说荟》，虽然它收录的《才鬼记》版式与前二者不同，题署也只是“唐郑黄撰”，但其原文及其中的圈点情况却是基本相同的，稍后一年的《唐人说荟》除新增的“酒徒鲍生”和“钱起”两篇外，其他也是一样。从乾隆五十八年《唐人说荟》扉页中的牌记来看，其交代的“书虽旧集”，正说明它们的编纂是利用明末诸如《合刻三志》、《唐人小说百家》等旧版本重新编辑、翻印后成书的。由此可见，所谓题署“郑黄”或“郑黄撰，梅鼎祚重订”都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它们是明末书商制造的赝品的复制品。
　　与“郑黄”说不同，除重编说郛系统外，“张君房”说在明及清的图书著录史上中基本没被提及。实际上，题署“宋张君房”的“才鬼记一卷”，因重编《说郛》版本的不同，有“一篇”或“五篇”的不同说法。据诸多学者研究，重编《说郛》的伪托情况也是很普遍；其中昌彼得先生的《说郛考》考订：“重编说郛的刊刻时间大致为明末”(也比梅氏《才鬼记》晚)；重编说郛各本，“皆非原编初印，乃掇拾残余版片并补刻重印者”；其所据底本，绝大多数并非出自郁文伯本，而另有四种来源，“重编说郛……广搜博采，流传之丛刻杂纂，无不囊括，欲符其数。于是明人之书或伪本窜入者有之……”。上述考证，无疑比较接近《重编说郛》的成书实际。况且，梅氏于万历年间也曾校刻过《说郛》，如若他所见的《说郛》本中有题署“宋张君房”的“才鬼记一卷”，也应会在其《才鬼记》中有所体现；而且据笔者对《才鬼记》文本情况的梳理，梅氏曾从张君房《脞说》中搜辑《谢小波》，并注明了出处，这说明梅氏对张君房并没有任何规避。(子部249册)此外，梅氏严谨的治学编纂态度也不会允许自己剽窃他人成果，事实上，他也没有必要掩没张君房或郑黄的功劳，因为即使此二人确有《才鬼记》在先，也丝毫不会影响梅氏《才鬼记》的存在价值。笔者还通检过梅氏诗文总集《鹿裘石室集》，也没发现任何梅鼎祚读过前二人《才鬼记》的蛛丝马迹。可见，前面卜键先生所提“梅鼎祚自己作伪”说或某些认为“梅鼎祚增辑”等说，都不可信。实际上，明清这些坊刻小说丛书的题署并未被明清以来的公私目录所认可，如《澹生堂书目》、《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续通志》和《续文献通考》等都未接受。同时，也没有出现任何有关“梅鼎祚增辑《才鬼记》”的记载，这些足以说明所谓“郑黄”说或“张君房”说、或“郑黃撰，梅鼎祚增辑”说，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明清学界的认可。20世纪以来一些重要书目，如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总目》等也未有这类著录。
　　综上各点，笔者认为李剑国、宁稼雨二学者“才鬼记一卷是伪书”的判断是可信的，而且明清三百多年来的学界普遍没有接受“梅鼎祚增辑《才鬼记》”的看法，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才鬼记》为“唐郑黄撰，明梅鼎祚增辑”或“宋张君房撰，明梅鼎祚增辑”的史实。因此，《才鬼记》十六卷本决不是依傍前人的增辑产物，相反，它是梅鼎祚别具手眼编纂的一部专题小说集；而上所涉及各版本的《才鬼记》，应是梅氏《才鬼记》十六卷本的删节、改动本。
　　
　　二
　　
　　如上，梅氏《才鬼记》编纂、版刻及流传情况虽然很复杂，但大体上仍可分为“足本”和“节本”两类。现据目录书、现存版本及学界研究成果，就《才鬼记》足本作如下梳理和辩订：就卷数、篇目情况而言，除《千顷堂书目》为“十五卷”外，其他足本均为“十六卷”；除《四库全书总目》为“末二卷为箕语”外，其他足本均为“正编十三卷，末有箕语三卷”。就版本源流而言，台北故宫博物院本自称为万历三十三年谭氏原刻本，台湾伟文书局“秘籍丛编”本即是据此重排；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也是万历三十三年谭氏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刻本”，据王重民描述，也是万历三十三年谭氏刻本；现被收入进四库存目丛书的《才鬼记》，是影印上海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三年蟬隐居谭氏刻本，该书书函上题有“四库发还本明刻才鬼记”和“永耀楼收藏张原炜题”，扉页题字不清，大概是讲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采进鲍家藏本(浙江鲍士恭)，另有“余姚谢氏永耀楼”的藏书印和“宛陵刘大德镌”的题名，十六卷五册；1987年田璞、查洪德依据上海古今小说社排印本和1977年台湾“秘籍丛书”本的《才鬼记》校注本，也是我们容易见到的整理本。尽管台湾这两种《才鬼记》未能亲见，但据其版本著录情况，以上各种足本的源头都是万历三十三谭氏刻本。由此可推定，四库存目丛书收入的万历三十三年谭氏刻本是目前较好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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