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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散文:在中西文化中行走

时间:2009-8-8 16:53:56  来源:不详
金克木的散文(包括随笔),是当代散文中少有的有着“活泼的文调”、能让读者发笑的文章。在文章里,作者经常扮着各种“鬼脸”,戏谑读者,充分展示了他的诙谐与幽默。他的文章恰恰践履了梁实秋的散文观:
  散文的文调应该是活泼的,而不是堆砌的——应该是像一泓流水那样的活泼流动。要免除堆砌的毛病,相当的自然是必须保持的。
  他文章里这种少有的“活泼的文调”,其重要原因是运用反讽的结果。什么是“反讽”?《辞海》是这样定义的:译自希腊语eironia,原为希腊古典戏剧中的一种角色类型,即“佯作无知者”。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早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身上已有娴熟老到的应用,那是出于论辩的需要,乃至是愚弄论辩对手的一种利器。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以后,才大放异彩。故此,在新批评理论中,反讽是指“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即词语在上下文中发生了意义的改变,即言非所指。反讽是叙事文学经常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叙述者在叙述的过程中,为读者提供至少两套代码,一套代码是“表面的”“显在的”,在字面上提供了貌似正确的道理,而另一套代码是“内在的”“隐藏的”。通过叙述者在语言上的婉转周旋,利用历史语境的差异或逻辑上的谬误,让读者心领神会“内在的”“隐藏的”代码的“正确”和“表面的”“显在的”那套代码的“错误”,或虽然明白“错误”却依然坚持错误而产生的荒谬感。反讽叙述希望达到的效果,与叙述者字面上的陈述往往是错位的,“言在此而意在彼”是反讽的基本修辞面貌。反讽是现代主义给小说的审美与叙事带来的一种新的元素。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上的反讽的研究比较多见。比如欧·亨利式的结尾,《尤利西斯》利用现代人与古代英雄观之间的反讽对比营造结构等等,而反讽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运用的研究则是凤毛麟角。散文中的反讽与小说不同,它是由散文作者——叙事者本人直接表述出来的。散文从写历史,写社会,写风俗到执意品尝人生的况味,在更宽广、更深邃的意义上表现了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层。他的反讽,犹如一面多棱镜,不露声色地照出各色人等的行迹。反讽的方向在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反讽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构成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浸润了作者的生命体验。由此可见,反讽作为叙事和表现的艺术手段,原是出于把握复杂世界和击垮论辩对手的需要,它是有深刻的时代根源和文学史的传统的。拥有深厚中西学养的金克木,何以在自己的暮年反讽会在他笔下大放光彩,正是源于他对事物和人生的深刻理解,因而其批判的力度就显得格外显著。不过,相对而言显得要“温和”一些,没有“剑拔弩张”的味道。他有时是自嘲,有时是嘲人,都不过分“尖刻”。反讽一方面显示着作者的态度和评价的显在表达,另一方面,在总体语言环境里,作者的意指却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和评价。比如《老来乐》:
  六十整岁望七十岁如攀高山。不料七十岁居然过了。又想八十岁是难于上青天,可望不可即了。岂料八十岁又过了。老汉今年八十二矣。这是照传统算法,务虚不务实。现在不是提倡尊重传统吗?
  最后一句话,就是典型的反讽:明知尊重传统的意思,不是指年龄的“务虚不务实”,但是作者偏要“牵强”一回。这就是上面说的“坚持错误而产生的荒谬感”。他的反讽,经常是一石二鸟。不谐调是诱发幽默的种子,反讽不同于一般的讽刺,它往往带着谐谑,叠合着苦涩或亮色的喜剧意味。重要的是它的自嘲与自谑,常常把自己“摆”进去,是“蓦然回首”,“我”也在其中的深刻自嘲即强烈的灵魂自审意识之中。比如他的《末班车》有这样一段:
  现在我搭上人生的末班车,回想1933年去沙滩北大法文组当末班车的无票乘客,从此和外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然而说来很惭愧,对于外国文,我纯粹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用就忘,可以说是一生与外文做游戏。
  这段话中“我纯粹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用就忘,可以说是一生与外文做游戏”是反讽,而且是自嘲。在金克木的散文里,像这类的思路非常多见,比如《告别辞》、《自撰火化铭》等,信手拈来,都有巧妙运用反讽的佳句。金克木的散文不单单是站在权威地位俯视卑劣灵魂并对其进行揶揄、鞭笞,也不是那种站起来的灵魂对着没有站起来的灵魂的调侃。正是“我也在其中”的一种心态。面对人生的乖戾与悖论,作家承受着由己及人以及由人及己的心灵震撼,其用生命咀嚼出的这种人生况味,不能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此老的睿智和傲骨,则格外地令人瞩目。不过金克木的睿智和傲骨,出于他的悲天悯人。他对人对己,对长辈、同辈知己乃至后生小辈,概莫能外。像杨绛、施蛰存、陈白尘等老作家一样,金克木并没有居高临下地裁决生活,而是以一颗悲天悯人的心灵去体察人们生活中的各种滋味。他们不再简单地注重人生的社会意义和是非善恶的简单评判,而是倾其心力于人生况味的执著品尝,倾心展示他们人生行进中的特异感受与生命体验。
  常人写回忆性的文章,多是怀人记事,但是在金克木笔下,既能保有对“撰写对象”的尊敬,同时还能时时谐谑一番,使他的回忆性散文,远远超出了表达思念之情的层面,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并且显示出作者超人的想象力。他笔下的“徐祖正教授”,即是如此:
  徐先生终身未娶。他的妹妹终身未嫁。……两人都是基督徒,很虔诚,在心里。徐先生个子很矮,皮鞋是特制的高底,手里经常拿一根西式手杖。我一望见就恍惚遇上了没胡子的夏目漱石。
  不仅仅表现了他对抒写对象的情感,同时还表现了他对抒写对象性格的准确把握,他极其善于打破常规的“一本正经”的严肃格调,取而代之一种幽默、谐谑甚至玩味的味道,字里行间显示出的是少有的“老顽童”的形象。他的《少年徐迟》、《忘了的名人》、《三笑记》、《遥记莫愁湖》等等,都令人忍俊不禁。金克木的文章,无论怀人记事抑或评事论理,都是这样谐趣横生,洒脱自如。他写30年代北大英语系主任温源宁,也是妙笔连连。他说,听温源宁读中国古诗时,“竟仿佛会见了一位宋朝明朝的词人、文士,那么温文尔雅”。又说,温源宁的英语“也使我闻所未闻。那么自然随便,轻轻的低语,和他的中国话一模一样。法国的蒙田,英国的艾狄生,中国的陶渊明,化为一个人来到我的面前了吗?我如入梦境,竟不知道怎么和这样一个人谈话”。他的想象,简直是出神入化。除了这类“奇思妙想”之外,他随时都要“谐谑”一下。他还说南星的文章“也有不关文章和翻译的小疵,好像美人脸上有两三个雀斑”。
  金克木的散文之所以这样谐趣横生,一方面基于他的智性思维,另一方面也基于他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他几次在文章里正面谈到死亡,总是一种从容、坦然的姿态。恰恰是因为作者首先拥有一种达观的现实态度,金克木尊重我们民族先哲孔子的遗教:“未知生,焉知死”。在他看来,死亡虽然是个体生命的终结,但它实在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是生命旅途的最后一个驿站而已。这最后一个驿站,也仍然是生命必经的,终究不可逃避,也无心逃避的一部分,于心不愿不甘,于是,才使他选择了反讽以及诙谐这样绝妙的形式。因为在这里,他关注的终究是生命之生,是一生的这个过程。《遗憾》一文中,他自谦地说“这一生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尽管有遗憾,仍能笑口常开,时刻准备着上八宝山‘火遁’去也”。写此文时,他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行文节奏起伏跌宕,变化万千,读者感受到的却是一个青壮年作家生机盎然、年富力强的那种律动。行文中不断流露出只有阅历超常丰厚、胸襟广阔的老人才能有的,睿智和洞察力。金克木极其善于将人物的神韵勾画出来,他不是围绕家常琐事,儿女情长,而是仅用三言两语就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单刀直入地触及人物的命运,或者人物的政治见解,或者学业上的成就,或是日常待人接物中的某一不被人注意的细节,这一难能可贵的高超眼力和艺术上妙到巅毫的分寸感,颇有鲁迅大师之遗风。比如他写《吴公子保初》,作者就抓住了他政治生涯中充满“矛盾”的特性,概括为:“他既维新又革命,还和先维新后保皇的康有为有联系,又与毁了维新篡了清朝的袁世凯有过来往。” 这种入木三分、性格灵魂如置眉睫之前的点睛之笔,在金氏文本中在所多有。他思路开阔,行文简洁又跌宕多姿,富于跳跃性,严肃当中总是浸润着诙谐。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其实对老生代的许多作家来说,并非如此。他们的一生,多半分为三段,少年至青年,或坎坷或平淡,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大动荡、大悲大喜之中,他们是这一时代历史的小人物,他们的悲喜,也是时代大风浪、大波涛所能折射或与之休戚相关的那一道涟漪;中年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将他们打入社会最底层,或身陷囹圄,或在“牛棚”和“干校”中度过艰难岁月,直到晚年,七老八十以后,迎来了我国历史上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的“复位”,他们的学术写作,或所从事的其它的职业(老生代散文作家中有好几位杰出的画家),就他们个人来说,都达到了一个与前半生和前大半辈子不能相提并论,也许还是一生事业的顶峰。如前所述,金克木虽然在前半辈子没有像张中行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冰封冷藏达二三十载,也没有萧乾和施蛰存那样经历了戴帽和摘帽的惨淡而荒谬的升沉折腾,金克木和季羡林一样,都是经历过未名湖畔的“牛棚”生涯,不过,他们几位如同两哲西塞罗和罗素,不约而同地在老年关注起老年这个话题。行八旬话老年,他们几位八旬老人话八旬的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我国20世纪散文史上闪耀着迫人思想光芒的华章,后人要超越这个话题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是让人会有“崔灏题诗在上头”的感叹的。
  像其他老年作家一样,金克木笔端所涉及的“老年”,是“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与一般“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忧伤、无奈的基调截然相反。他更进一步表明,年老后,可以随便看书,“不必出门而自有天地。真是无限风光在老年”。他几乎就是在唱老年赞歌了。作者还说:“像我这样的人,八十岁够了。老年来得好。”他是在充分地“享受”老年,“老年”与厚积薄发的创造,成了同义语。  对于“死亡”,季羡林认为“万物方生方死”,应该顺其自然,泰然处之。金克木不光是处之泰然,在他笔下,“死神”并不狰狞可怖,而是与自己一样是一个和善的老头,友人,可以和它开善意的玩笑,玩一些无伤大雅的“噱头”。他说:“末班车可以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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