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弓高粮路，合下博诸军解深、邢重围，与（牛）元翼合势，令裴度将太原全军兼招讨旧职，西面压境，观衅而动。若乘虚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战胜贼穷，亦许受降纳款。如此，则夹攻以分其力，招谕以动其心，必未及诛夷，自生变故。又请诏光颜选诸道兵精锐者留之，其余不可用者悉遣归本道，自守土疆。盖兵多而不精，岂唯虚费资粮，兼恐挠败军陈故也。今既只留东西二帅，请各置都监一人，诸道监军，一时停罢。如此，则众齐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报父仇，今领全师出界，供给度支，数月已来，都不进讨，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闻魏博一军，屡经优赏，兵骄将富，莫肯为用。况其军一月之费，计实钱二十八万缗，若更迁延，将何供给？此尤宜早令退军者也。……’疏奏，不省。”诛洗，谓彻底诛除。按所谓“观衅而动”、“不可用者悉遣归本道，自守土疆”以及要让田布退军，皆是杜牧所说“束兵自守”之意。“反条”一句是说白居易所陈不过为大历、贞元年间所施行的姑息叛藩的旧事。

有关白居易在长庆年间主张姑息叛镇的议论，前人的评论不多，整理者这种考述透彻的注释，不但大大增加了整理本注释的质量，而且也为了解白居易的思想和行事有所裨益。注释古人文章，注释者不可能悉出己见，因此在采取前人之说的同时，就有一个继承和发展的问题。国学先辈常把这叫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曰“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问题。整理者在这方面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试举一例。
《阿房宫赋》是杜牧名篇，其最后二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是一篇题旨。有些注本仅就字面解释，“点到为止”，未作深一层释证。整理者抛开老生常谈式的串讲，引用史实，鞭辟入里地强调了杜牧作结的现实针对性。其注云：点明题旨。杜牧作此赋，乃鉴於唐敬宗奢侈挥霍、靡费无度。据《旧唐书·敬宗纪》、《通鉴》卷二四三，唐敬宗即位之初，宠幸宦官，赐宦官服色及锦采金银甚众，或今日赐绿，明日赐绯；数游宴、击球、奏乐，赐内教坊钱万缗，以备行幸；好治宫室，欲营别殿，制度甚广。宝历元年，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求出。唐敬宗更游幸无度，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诏宰相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运材於京师造之，计用转运使半年之费。《通鉴》又云：“上欲幸骊山温汤，左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屡谏不听，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汤，即日还宫，谓左右曰：‘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

这样的引论，简略而概括，庶几将唐敬宗这个荒淫无度、刚愎拒谏的近乎亡国之君的性格和面目揭露得入木三分，更有利于理解杜牧的文旨。除以上几方面外，整理者在搜求历代评论者对杜牧本人和其诗文的评价方面也用力良多，自唐李商隐《杜司勋》诗到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刘克庄《后村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张戒《岁寒堂诗话》，直至明杨慎《升庵诗话》、胡应麟《唐音癸籤》《诗薮》、王世贞《艺苑卮言》等数十种，特别是未有刊刻本行世的明郑郲、葛端调，清李慈铭、何绍基的校评、批注，根据具体情况，或加于有关篇章中，或辑为一体编于书末。这不但使全书体例完整，有助于读者理解本文，也为研究者提供资料上的方便。

总之，《樊川文集》的整理，继承了清代以来的朴学传统，重视并贯彻运用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无论在编年、校勘，还是注释方面皆持之有故、不发空言，做到信而有征、言必有据，其成果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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