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吹乐府多被创作为边塞诗还与南北朝文人首创而形成的文学传统有关。横吹曲辞十八个曲调中之十一个是边塞题材，边塞乐府诗大都是南北朝诗人最先创作的。南北朝诗人对横吹乐府诗歌题材的确定，形成了横吹乐府诗的创作传统。
    南北朝文人创作乐府诗往往据题面意思来确定诗歌的题材内容，钱志熙在《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写作方法之流变》一文中为之定义为“赋题法”，即“采用专就古题曲名的题面之意来赋写的作法，抛弃了旧篇章及旧的题材和主题”[5]。赋题法的使用在南朝乐府边塞诗创作上较为典型，而不仅仅局限于横吹乐府诗。如《陇西行》，《乐府诗集》中解题曰：
    一曰《步出夏门行》。《乐府解题》曰：“古辞云‘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始言妇有容色，能应门承宾。次言善于主馈，终言送迎有礼。此篇出诸集，不入《乐志》。若梁简文‘陇西战地’，但言辛苦征战，佳人怨思而已。”[1](P542) //再如《雁门太守行》，《乐府诗集》解题曰：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云：‘《雁门太守行》歌古洛阳令一篇。’”……《乐府解题》曰：“按古歌词，历述涣本末，与传合。而曰《雁门太守行》，所未详。若梁简文帝‘轻霜中夜下’，备言边城征战之思，皇甫规雁门之问，盖据题为之也。”[1](P573)
    再如《度关山》，《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曰：
    魏乐奏武帝辞，言人君当自勤苦，省方黜陟，省刑薄赋也。若梁戴暠云“昔听陇头吟，平居已流涕”，但叙征人行役之思焉。[1](P573)
    《陇西行》、《雁门太守行》和《度关山》的古辞和边塞无关，但在梁简文帝和梁戴暠在此题目下创作的都是边塞诗。据《元和郡县志》所载，“陇西”是古西戎之地；“雁门”古为击夷狄之地，是边塞重镇；“关山”不是特指某一座山名，可为山靠近边关之通称。如果不看古辞内容，从题面上是很容易与边塞联系在一起的。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蔡宽夫诗话云：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辞，然沿袭之久，往往失其命题本意，《乌将八九子》，但咏乌，《雉朝飞》，但咏雉，《鸡鸣高树巅》，但咏鸡，大抵类此。”[6](p5) 蔡宽夫把齐梁文人的乐府失其古意但咏题面归为古辞的“沿袭之久”，事实并不仅仅如此。就拿《陇西行》来说，其古辞亦见于《文选》，那么，在能见到古辞的情况下，齐梁文人也会只依题面赋诗，这说明南北朝诗人在创作时是具有一定的能动性的。与其他类型的乐府相比较而言，诗人创作横吹乐府时表现的能动性会更强一些，因为横吹曲辞没有古辞流传，所以就会更少的受古辞内容的限制。比如，南北朝诗人创作的横吹乐府中，《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刘生》等题不是乐府边塞诗，《折杨柳》、《雨雪》、《紫骝马》等题是边塞诗。关不关乎边塞，有最早的拟作者的主观判定在里面。就拿横吹曲《折杨柳》和《长安道》来说，从题目上看都和边塞之事无关，《折杨柳》的最早拟作者是梁元帝：
    巫山巫峡长，垂柳复垂杨。同心且同折，故人怀故乡。山似莲花艳，流如明月光。寒夜猿声彻，游子泪沾裳。[1](P328) 诗意为征人怀乡，与边塞相关。《长安道》的最早拟作者是梁简文帝和梁元帝兄弟，简文帝诗云：
    神皋开陇右，陆海实西秦。金槌抵长乐，复道向宜春。落花依度幰，垂柳拂行人。金张及许史，夜夜尚留宾。[1](P343) 梁元帝诗云：
    西接长楸道，南望小平津。飞甍临绮翼，轻轩影画轮。雕鞍承赭汗，槐路起红尘。燕姬杂赵女，淹留重上春。[1](P344) 诗中描写了长安之繁华豪奢，与边塞无关。赋题作诗受题面限制的同时，也存在着对题面意思作理解时的相对自由，这就给了诗人的创作留下了一定的主观发挥的空间。
    南北朝诗人在横吹乐府诗的创作中确立了边塞题材的文学传统，之后唐代横吹乐府诗也延续了南北朝的边塞内容。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南北朝诗人也树立了一定的范式。
    首先，南北朝横吹边塞诗确立了边塞诗中使用的具有规定性的意象。《唐音癸签》言：“古诗之妙，专求意象。”[7](P16) 诗歌是抒情言志的载体， 中国古代诗歌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韵味、意境，这种韵味、意境是直抒胸臆的语言所无法构造的，因此大量的自然之物被频繁地写进诗歌，成为诗人抒情言志的审美意象。意象具有规定性，同一类别的诗歌会使用与之相应的一定类型的意象，这些意象肯定是能使一类诗歌具有区别意义的。在南朝横吹乐府诗歌中已经出现了特定的意象，如霜雪、飞沙、转蓬、明月、羌笛、箫笳、沙尘、旆旌等等，这样的意象正式具有了特定的边塞的意义。比如，南北朝横吹边塞诗中常使用军乐乐器这样的意象来表现征战的内容，如笳、笛、鼓、箫、钲、角等：
    羌笛含流咽，胡笳杂水悲。（张正见《陇头水》）
    陷敌摐金鼓，摧锋扬旆旌。（刘孝标《出塞》）
    城高短箫发，林空画角悲。（简文帝《折杨柳》）
    还将出塞曲，仍共胡笳鸣。（陈后主《折杨柳》其一）
    谷暗宵钲响，风高夜笛喧。（陈后主《折杨柳》其二）
    寒笳将夜鹊，相乱晚声哀。（阮卓《关山月》）
    笳寒芳树歇，笛怨柳枝空。（陈暄《紫骝马》）
    况听南雁归，切思朝笳音。（陈后主《雨雪》）
    风哀笳弄断，雪暗马行迟。（江晖《雨雪曲》）
    天寒旗彩坏，地暗鼓声低。（江总《雨雪曲》）在唐代的横吹边塞诗中就继承了南北朝横吹乐府中军乐乐器这样的意象：
    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杜甫《后出塞》）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出塞》）
    胡笳在何处，半夜起边声。（戴叔伦《关山月》）
    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崔融《关山月》）
    笳吹远戍孤烽灭，雁下平沙万里秋。（翁绶《关山月》）诗歌意象的使用可以形成一种品质。对于诗人而言，可以以某一诗歌意象来寄托其高尚情趣，作为其人格的象征物，如陶渊明爱菊，林逋、陆游爱梅，周敦颐爱莲，苏轼、郑板桥爱竹等。对于一种诗歌类型而言，可以以某些特定的意象来形成典型。南北朝时期横吹边塞诗的意象还显割裂、堆砌，到了唐代已更为浑融，有骨气。唐代横吹边塞诗在继承南北朝横吹边塞诗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典型意象。
    其次，是南北朝的横吹边塞诗确立了以汉事喻今的写诗立意方式。中国古代的强盛之世不外乎汉、唐。汉代的强大，尤其是汉代在抗击匈奴中取得的丰硕战果，对于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朝人来说是很想往的，所以南北朝的诗人们在边塞诗的创作中尽情的歌咏。横吹乐府诗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诗句：
    勿令如李广，功遂不封侯。（刘孝威《陇头水》）
    远入隗嚣营，旁侵酒泉路。（张正见《陇头水》）
    传闻博望侯，辛苦提汉节。（江总《陇头水》）
    是时张博望，夜赴交河城。（吴均《出关》）
    垂鞬还细柳，扬尘归上兰。（陈后主《紫骝马》）
    到了唐代的横吹乐府诗中仍然常见到用汉事之处：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
    未奉君王诏，高槐昼掩扉。（耿湋《入塞曲》）
    丁零苏武别，疏勒范羌归。（李端《雨雪》）
    铁岭探人迷鸟道，阴山飞将湿貂裘。（翁绶《雨雪曲》）
    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空尽海西头。（王维《陇头吟》）
    南北朝诗人在横吹乐府边塞诗中确立的写汉事的方式，对唐代横吹乐府诗创作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在这方面，唐代与南北朝的区别不大，只是在唐代的诗歌中使用的更多一些。
    第三，南北朝横吹乐府边塞诗在情感抒发上确定了以“悲”为主要元素的情感基调。钟嵘《诗品序》言：“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8](p2—3) 钟嵘列举的种种“感荡心灵”的事例中就包括边塞内容的“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南朝文人横吹乐府诗的创作中是崇尚抒发“感荡心灵”的“悲哀”之情的。
    含悲别陇头，关路漫悠悠。（梁元帝《陇头水》）
    高陇多悲风，寒声起夜丛。（陈后主《陇头》）
    羌笛含流咽，胡笳杂水悲。（张正见《陇头水》）
    城高短箫发，林空画角悲。（简文帝《折杨柳》）
    寒夜猿声彻，游子泪沾裳。（梁元帝《折杨柳》）
    戍边岁月久，恒悲望舒耀。（陈后主《关山月》）
    边城风雪至，客子自心悲。风哀笳弄断，雪暗马行迟。（江晖《雨雪曲》）南北朝横吹乐府边塞诗中的“悲”是“悲哀”，而唐代横吹边塞诗的“悲”则更多地表现为“悲壮”与“惆怅”。
    从来共呜咽，皆是为勤王。（卢照邻《陇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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