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认同陈寅恪提出的“竹林七贤”名称产生于东晋的说法，但对陈先生说这一名称与佛家“格义”相关表示异议，认为是侨居江左的玄学家依据自己的审美情趣提出来的。
【关键词】 竹林七贤 格义 玄学
竹林七贤是魏晋年间颇具影响的七位士人，其名号始见于东晋孙盛《魏氏春秋》，其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引自《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所云略同，其文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知“竹林七贤”之得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对此，历代学者罕有异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竹林七贤”条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竹林七贤”条均从其说。至于七贤所游之竹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九“清水”条“清水出河内修武县（即原山阳县）之北黑山”句注云:“又径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
陈寅恪先生不赞成上述说法，认为竹林七贤的命名与竹林之游无关。他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说:“寅恪尝谓外来之故事名词，比附于本国人物事实，有似通天老狐，醉则见尾。如袁宏《竹林名士传》，戴逵《竹林七贤论》，孙盛《魏氏春秋》，臧荣绪《晋书》及唐修《晋书》等所载嵇康等七人，固皆支那历史上之人物也。独七贤所游之‘竹林’，则为假托佛教名词，即‘Velu’或‘Veluvana’之译语，乃释迦牟尼说法处，历代所译经典皆有记载，而法显（见《佛国记》）玄奘（见《西域记》玖）所亲历之地。”（《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陈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其文云:“大概言之，所谓‘竹林七贤’者，先有‘七贤’，即取《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实与东汉末三君八厨八及等名同为标榜之义。迨西晋之末僧徒比附内典外书之‘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至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辈遂著之于书（《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竹林七贤论》），而河北民间亦以其说附会地方名胜，如《水经注》玖《清水篇》所载东晋末年人郭缘生撰著之《述征记》中嵇康故居有遗竹之类是也。”（《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页）张为纲先生所记陈寅恪《清谈与清谈误国》演讲笔记（见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和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三篇《清谈误国》（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45—51页）也有类似的说法，不同的是，万先生还引录了陈先生为说明西晋时期并无“竹林七贤”之说的两条例证。其一，《世说新语·伤逝篇》“王浚冲为尚书令”条云:“王浚冲（王戎）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嵇康）、阮嗣宗（阮籍）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刘注引《竹林七贤论》曰:“俗传若此。颍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韩按:庾亮谥曰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皆好事者为之也。’”陈先生云:“据此可知王戎与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共作‘竹林之游’，都是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竹林’并无其处。”其二，《世说新语·文学篇》“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云:“袁彦伯作《名士传》成（刘注: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见谢公（谢安），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陈先生云:“据此又可知所谓正始、竹林、中朝名士，即袁宏著之于书的，是从谢安处听来的。而谢安自己却说他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初不料袁宏著之于书。”
陈先生上述说法的核心，是主张“以天竺之‘竹林’加于外典《论语》‘作者七人’之上而成‘竹林七贤’，亦格义的影响所致”（《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三篇《清谈误国》附“格义”）。在具体分析陈先生观点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天竺之“竹林”（Veluvana）和“格义”的确切含义。
关于“Veluvana”一词，张为纲先生演讲笔记作“Vlenuvena”，丁福保《佛学大辞典》“竹林精舍”条作“Venuvana”。三者相比较，陈、丁所云实为一词，而张先生多了“V”后的“l”。经请教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称张先生所记有误。综合丁福保《佛学大辞典》“竹林精舍”、“迦兰陀竹林”等条，知“Venuvana”指迦兰陀竹园，又称迦兰陀竹林、迦蓝陀竹园、迦陵竹园、迦邻竹园等。该园之所以知名，是因迦兰陀长者将其奉献佛门，并在其中修建了著名的竹林精舍（天竺五精舍之一），为印度早期僧园。《西域记》玖云:“初，此域中有大长者迦兰陀，时称豪贵，以大竹园施诸外道。及见如来，闻法净信。追惜竹园居彼异众，今天人师以无馆舍。时诸鬼神感其诚心，斥逐外道，而告之曰:‘长者迦兰陀，当以竹园起佛精舍。汝宜速去，得免危厄。’外道忿恚，含而去。长者于此建立精舍。功成事毕，躬往请佛。如来是时遂受其施。”据此，“Veluvana”可以译为“竹园”或“竹林”，并可以特指释迦牟尼早期的讲经地竹林精舍。
关于“格义”，陈寅恪先生在《支愍度学说考》（载《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41—167页）一文中有所解释。文中引《高僧传》肆《晋高邑竺法雅传》云:“竺法雅，河间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仕子咸附咨禀。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雅风采洒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会讲说，与道安、法汰每披释凑疑，共尽经要。”陈先生认为，“‘格义’之正确解释应如《法雅传》所言”，“而所谓‘生解’者，六朝经典注疏中有‘子注’之名，疑与之有关。盖‘生’与‘子’，‘解’与‘注’，皆互训字也”，“‘子注’之得名，由于以子从母，即以子注母。《高僧传》肆《法雅传》中‘格义’之所谓‘生解’，依其性质，自可以‘子注’之谊释之也”。可见，陈先生认为“格义”是僧徒们将佛经内容与华夏典籍相“拟配”以宣扬经义的一种手法，“‘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而“晋孙绰制《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乃以内教之七道，拟配外学之七贤，亦‘格义’之支流也”。汤用彤先生对“格义”的解释与陈先生略同，称“‘格义’是用原本中国的观念对比〔外来〕佛教的观念、让弟子们以熟悉的中国〔固有的〕概念去达到充分理解〔外来〕印度的学说〔的一种方法〕”（《理学·佛学·玄学》，载《论“格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说明“格义”主要运用于中国本土僧徒的教学。至于“格义”流行的时间，汤先生说:“中国佛教徒使用这种〔格义〕方法是在西晋以前;到东晋时期一些有学问的僧人已发觉它的缺点并不再使用，因此〔格义也就〕很少为人了解了。”（同上）
根据以上认识，我们认为，陈先生关于竹林七贤得名的说法颇有疑问。其一，将“竹林”加于“七贤”之上的对“竹林七贤”的命名，与僧徒解经的拟配内典外书的格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同时，佛门圣地“Veluvana”所指的“竹园”或“竹林”，与七贤聚会的大自然的清新环境差异很大;释迦牟尼的讲经与竹林七贤的谈玄亦有本质上的不同，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构成“拟配”的相似点。其二，“Veluvana”的内容与“格义”的手法都含有浓郁的佛教意味，用其为道家情趣卓然的玄学领袖命名，既与嵇康等人对佛教的态度相抵触（嵇康在《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中戏称胡僧为“乞胡”），也难以为中土广大士人所接受。事实上，尽管东晋时期儒、道、释三家多有融合，但在一般文人心目中，三者仍然是各自相对独立的不同学说。陈先生提到的孙绰《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事，亦说明孙绰将竹林七贤视为与僧徒相对的玄学人物。因此，探讨竹林七贤的命名，应当更多地着眼于中土固有的文化因素。
1960年5—6月，南京西善桥附近出土了一座南朝古墓，墓中出土了著名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刻壁画。罗宗真先生执笔的《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称，该画“估计是先在整幅绢上画好，分段刻成木模，印在砖坯上，再在每块砖的侧面刻就行次号码，待砖烧就，依次拼对而成的。南壁壁画自外而内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北壁自外而内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各人之间以树木分隔，成各自独立的画面”（《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这幅砖刻壁画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画面中上述八人神态各异席地而坐，分隔于各人之间的十株树木不是一株株茂竹，而是五株银杏、两株垂柳、一株松树、一株槐树，仅仅在向秀与荣启期之间有一株阔叶竹。其二，为了使两幅壁画布局对称，其作者于竹林七贤之外，增加了春秋时代的著名隐士荣启期。认真分析这幅壁画的创作时间与构思立意，有助于我们对于竹林七贤命名的认识。
关于这幅壁画的创作时间，罗宗真先生认为其技法风格与顾恺之相似，因而“假定本墓壁画当是晋——宋之间的作品”。陈直先生认为“在绘画文艺作品方面，用荣启期作题材者，在两晋时最为盛行”，壁画“‘向上行第三十一’砖刻文字，用笔流丽，宛转如游丝，极似二王风格”，“应为东晋末期作品”（陈直《对于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砖刻竹林七贤图的管见》，《文物》1961年第10期）。我们认为，推测本画的创作时间，还应考虑到“竹林七贤”称谓的流行情况。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竹林七贤”一词较早见于东晋中期的孙盛、袁宏、孙绰、戴逵等人的著作，至迟不应晚于孙绰逝世的咸安七年（371）。此后，“竹林七贤”的称呼与“竹林之游”的高行在士人中广为流传。陶渊明《群辅录》称七贤“魏嘉平中并居河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世号竹林七贤”。如果砖刻壁画创作于晋末，其作者不应无视“竹林之游”这一特定内容而以树代竹。所以，我们认为，砖刻壁画的创作时间应提前到东晋中期，即在“竹林七贤”称谓广为流行之前。
将砖刻壁画的创作时间假定在东晋中期，与该墓的建筑特征，墓主身份，随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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