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近有不少关于文艺评论的批评，在我看来，批评所遭遇的最大危机，并不是红包批评或研讨会泛滥，或者说这只是批评危机的表现之一，而最根本的问题则在于“公信力”的丧失。批评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辨别优劣，通过它的选择、分析、判断，应该使优秀的作品脱颖而出，使粗劣的作品相形见绌，从而使整个文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保持一种良好的生态，这应该是批评所应尽到的责任。但恰恰在这一方面，批评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在于重建批评的公信力。这不仅对于批评的声誉是一种挽救，也是整个文坛形成“优胜劣汰”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好的生态，任由粗劣的作品横行天下，而使优秀的作品湮没无闻，不仅是批评的失职，也将使文坛陷入一种恶性循坏。
　　目前批评的弊端已有不少人做出了分析，但大多集中在红包批评上，红包批评可以说是商业化逻辑侵入文艺界的一种表现，除去红包批评之外，其他批评各有利弊，我们可略作一下分析。“人情批评”或“小圈子批评”，因为有人情，或在一个小圈子里，所以其好处是对作者有一定的了解，如果能“知人论世”，写出较为公正、客观的批评，应该是外人所不及的，但在现实中往往为了人情或“圈子”而隐恶扬善，只说好话，这便使批评变成了一种“表扬”，这正是它为人诟病的原因。“媒体批评”的长处在于方便快捷、消息灵通，但其不足在于过于追求新闻效应，有时也难免陷入商业化的逻辑之中。
　　“酷评”的一个好处是能够仗义直言、毫无顾忌，这正是它最初受人瞩目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对上述“表扬”的一种反拨，但现在的“酷评”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在于“哗众取宠”，它常以一种高蹈的标准和姿态发言，有时会显得故作姿态；其次，这种批评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抓住作品中的某一部分大作文章，而并未对作品做整体的把握和分析；再次，往往会因人废事、因人废言，由于对作家作品采取过于“酷”的态度，与作家会产生某种情感上的矛盾或对抗，评价上便难免会产生偏差。
　　“学院批评”使批评获得了一种“独立性”，它们不再只是面对作品的依附性文体，而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批评不仅要面对作品，而且也要面对世界，表达作者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批评家们多以自己的理论来解释作品与世界，其好处在于使批评具有一种理论的视野与深度，而其不足之处则在于有的批评家过于依赖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从而出现拿某种理论生搬硬套的情形，这就使作品成为了论证的材料或者批评的附庸，有的甚至不看作品，只看一个故事梗概就拿来套，所以在文坛上就有了“批评家不看作品”的怪现象；这一批评的另一个不足在于较少做价值判断，他们专注于学理辨析，而对一个作品的优劣高下不做回答，这或许是出于“学术性”的考虑，但却回避了批评应承担的责任。
　　这就使另外一些批评家受到欢迎，他们注重技术与细节分析，尊重作品的独立性与艺术性，我们可以称之为“专业批评”或“技术批评”，但同时他们的一个缺点，则是缺乏理论视野与大的情怀，只靠印象与所谓的“灵感”进行批评，有的甚至以没有理论而自豪，但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所谓“没有理论”只不过是信了最庸俗最流行的理论，缺少反思与反省的能力而已。他们贴近作品，但只能在一些细枝末节处着力，而缺乏一种宏观的审美与历史把握。
　　除去以上诸种批评的利弊，批评中还有不少怪现象，一是“眼球文学”，就像“眼球经济”一样，只要你能够吸引眼球，不管什么样的批评都会得到关注，好像取消了正负号的绝对值，甚至作家也是这样的心理，只要能够引起关注，不管是捧是骂都会觉得好，甚至还有人主动请别人骂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诡异的现象；二是“权威崇拜”，不管开什么样的研讨会，只要显得上档次，就会请批评界的一些权威，也不管他们说什么，只要他们出场就万事大吉了，这些权威成了批评界的象征，形成了一种“垄断”，这既让他们疲于奔命，也使一些青年人严肃认真的思考无法得到重视；等等。要重建批评的公信力，应该使这些怪现象销声匿迹，并使能发挥上述诸种批评的长处，克服其弊端。
　　2、
　　批评是一种对话，或者说我理想中的“批评”，是一种对话。这样的批评既是与作品的对话，也是与世界的对话；既是与作家的对话，也是与读者的对话；既是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也是与中国经验的对话；既是与写作者内心的对话，也是与其他批评者的对话。
　　批评既不高于作品，也不低于作品，它不能“指导创作”，但也不是创作的附庸，它与创作是两种面对世界的不同方式。如果说文学作品注重个体经验的表达与想象力的飞扬，而批评则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对作品做出阐释、讨论与命名，这同时也是作者对世界发言的一种方式。我们应该尊重作品的独立性，也应该尊重批评的独立性，两者不是你依附于我或我依附于你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酷评”也好，“媚评”也好，都是一种不平等关系的表现。
　　同样，批评与作家也应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不应像传统的传记批评一样围绕着作家转，也不应像“新批评”那样将作者排除出关注的视野之外，而是既关注作家，但又不为之左右，能发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在这方面，李健吾与巴金关于“爱情三部曲”的争论，严家炎与柳青关于《创业史》的辩论，都可以作为榜样。与读者的关系也是同样，它重视读者，但不应像“读者反应批评”那样一切以读者的意见为最终鹘的，张恨水、金庸、琼瑶的读者再多，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上也不能与鲁迅比肩。但这并不意味着读者不重要，批评家也是读者，是一种特殊的“专业读者”，他们应该能以自己的知识与经验对作品做出独特的阐释，以此与读者对话。

　　理论不是万能的，但同样“没有理论”也并不值得自豪，我们既要有理论的视野与问题意识，同时也应该对理论的前提、预设及其逻辑、结论有所反思与追问，不将之作为一种既有的结论，而作为激发自己问题意识、反观自身处境的一种方式。尤其是西方理论，应该将之“地方化”、“问题化”，对其产生的语境与演变有深入的了解，不应将之作为一种既定的框架，而应以中国经验、中国的文学作品对其进行检验、观察，在相互磨合、切磋中形成自己观察世界的角度与方式，既以作品对理论本身进行质疑，也以这样的理论方式对文学进行观察，形成一种开放性的动态平衡。
　　在学院中，不少人谈论理论的必要性，认为应该学习各种各样的理论，一个作品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视野去解读，这是不错的。但是从各种理论去解读作品，只从技术角度去操练，又有什么意义呢？学习理论仅只为了写博士论文吗，仅只为了让人看到自己也赶上了最新的理论时髦吗？如果是这样，不过是为理论而理论，理论如果不能促进或触动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如果不能增进对世界与自身的理解，那么也是没有太大价值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如果阅读仅是为了获得愉悦的快感或标榜趣味的优雅，则并无太大的价值，或者说可以不必去读“新文学”，那么多通俗小说、肥皂剧或许能给人更大的快感，阅读古典诗词或外国名著更能表明一个人的趣味，但“新文学”的新，也就在于它与我们的人生、现实有关，用五四时期的话说就是“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或许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本雅明的“震惊”，或者卡夫卡所说的他的作品要给人“迎头一棒”的效果。
　　批评对于批评者来说，也是与自己内心的对话，是一个“格物致知”的过程，在批评的写作过程中，批评家发现作品、发现世界，同时也发现“自我”，这既是一个自我意识明晰的过程，也是一个向世界敞开的过程。对于不同的批评者来说，对同一个作品或文艺现象的阐释，客观上也构成了一种对话，不同解释之间的互相辩驳、争论与促进，正是文艺繁荣的一种表现，而一个严肃的批评者，也应该对自己观点中可能有的局限保持一种清醒的意识与反思的态度，并能从不同的观点乃至相反的观点中，汲取合理性因素，不断提升自己分析与判断的能力，而不是一看到不同的观点，就激烈地反击，或者不屑一顾。可以说平等的“对话”，严肃、认真、生动、活泼的讨论，是批评界达到良性循环的表现，也是将话题不断推向深入的一个前提。
　　3、
　　如果我们将批评视为一种对话，那么“对话”的前提是独立、多元与相互尊重，是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平等的交流，而不是为权力、金钱、人情等所扭曲的不平等关系。
　　“独立”是批评最可宝贵的品质，它不仅要独立于新旧意识形态，还应独立于商业化的霸权运作模式，以及文艺界的“人情”与面子。批评应该有自己的立场，而这种立场应该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它不是止于常识，而应该是一种探索。只有在研究与探索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确立自己的立场，也只有这样的立场才是坚固的，才能称得上“独立”。从来没有“人云亦云”的独立，不管是左翼思想还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不管是师友的教诲还是辩手的批评、他人的议论，都应该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
　　“多元”是新时期以来思想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状态，但提倡多元的前提，一是环境的宽容，允许多元存在；二是要有一个个“元”存在，这就要求每一个人有自己独立的立场与看法，而不是在“多元”的名义下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差不多（这就是另一种“一元”了）；三是各个“元”之间应有平等而自由的讨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我们离真正的“多元”还差得很远。
　　“尊重”是对作品的尊重，也是对不同批评声音的尊重。我们强调文艺作品应关注社会，但不能仅在社会意识层面上讨论，也不能单纯从审美的角度分析，而应尊重其艺术上“相对的独立性”，在历史与美学的双重向度上对作品做出综合性的把握。对不同的批评声音，我们可以批评，但首先需要做的是了解与研究，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对之有一个客观的评价。那些破坏批评公信力的批评，既已失去了自尊，也败坏了批评的声誉，面对它们，我们首先应该坚定底线，不涉足其中，其次应该在批评界形成一种风气与压力，最终使这样的批评减少乃至消失。
　　独立、多元与相互尊重，是重建批评公信力的前提，也是文艺繁荣的基础，三者缺一不可。没有独立，不可能有多元；没有相互尊重，也不可能有多元；也只有在多元的环境下，才能够有批评家的独立，才能够有批评家之间相互的尊重。而最终，只有建立起这样一种良性循环，才能使我们的文艺焕发出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