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遇着长生的厚望，只是良知的力量与果决的性格将其求生的本能撞了回去，但清醒的自我意识还是让他告诫儿子不必象自己那样为人处事。阮籍也与嵇康一样在很多文章中倡导针对司马氏的“超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与“无君”的思想，而且在行动上落实了“任自然”的主张——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放达。他其实是要用放达而又率真的行为来嘲弄这是非颠倒的社会，但他这些行为所要表达的思想又是极为深隐的，更何况在言语表达上他又表现出与行为的放达相反的极至——至慎。因为言语表达能更加直接地显露内心的感情，所以他每每“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有时干脆以喝酒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免使自己因言语而闯祸，从为了拒绝司马氏的求婚与应对钟会试探的六十天的大醉中，我们看到的实在不是什么风流倜傥、自由快活的阮籍，而是苦闷悲愁、履冰心焦的阮籍。穷途痛哭的举动更是这种心境的表征。原因就在于伴随着汉末儒学的衰微，庄老抬头，士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一方面对苦乐哀愁等情感的感受更加敏锐，另一方面求生的本能日益被激活，而阮籍相对优柔的性格与忍耐的气质又让他成为了时代转变、思想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心灵冲突最为厉害并因此备受煎熬的典型。他在其诗赋中屡屡提到首阳二老，是因为他也想避乱隐居，但现实政治又不容他隐居，他也想象伯夷一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孟子·公孙丑上》）[1] P280，但求生的本能又使他不敢奢求伯夷的气节。所以他把自已日夜向往的偶像也批评了一通。就这样，社会现实与社会良知与个体生命意识之间的矛盾造成了阮籍无望而望，望而无望的无路情绪与至慎而又放达的行为矛盾。
阮籍的无望不是毫无意义的纯粹彻底的绝望，至少他本人意识到了生命的悲剧性。对生命悲剧性的深切体察需要强大的理性精神，也需要惊人的忍辱能力。阮籍的忍辱而生尽管不及嵇康慷慨赴死震憾人心，但阮籍也要因此而背上沉重的良知、人性与情感的重担，在心灵的煎熬中阮籍追寻着超越困窘现实的胜境，尽管这种追寻最终没有结果，他却以刻下他追寻足迹的诗歌向后来者如陶渊明等指明了方向。而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本身也以其光芒烛照了那个黑暗阴冷的时代。这正是我们能够在阮诗沉重的哀感中所能读到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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