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当时社会的礼制状况是否具有再次编辑诗文本的可能与需要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我们知道，入春秋以后，周王室的军事力量一步步地走上了不可挽回的衰落之路，但是，从齐桓公称霸时起，由于“尊王”之术得到倡行，周王室的政治地位反而比以前“格外煊赫起来” ③ 。齐桓公的“尊王”，在推动其霸业走向全盛的同时，也对当时社会的统治秩序产生了许多客观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与统治阶层对周礼的空前尊奉。
自《史记·儒林列传》开始，即有“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的说法，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证实。杨华在《先秦礼乐文化》一书中曾对周代礼乐制度衰落的时代问题作过详细而深入的讨论，他的论证相当有说服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观点:
礼崩乐坏是一个过程，它主要集中在公元前6世纪，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违反——纠正——再违反，打破——修复——再打破的反复斗争，在历史的惯性下，直到公元前6世纪与公元前5世纪之交（即春秋战国之交），礼乐制度才基本上崩溃了。 ④
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之交的确是“礼乐制度衰亡的转折点”，“东周前期依然保持着礼乐制度的繁盛” ⑤ ，但这种表现无疑只是历史在长时段的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特点，在春秋前期这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上，礼乐制度的演变轨迹要比我们已经了解的内容更为复杂。实际上，从西周后期开始，上述“违反——纠正”的过程即已开始。在鲁国的继嗣问题上，周宣王违礼立少致使诸侯不睦具有特殊的意义。两周之际长达二十多年的“二王并立”局面使周王室的力量受到了沉重地打击，而且，周平王最终是依托于晋、郑等诸侯之力才在这场王位争夺中取得胜利的，这成为平王东迁后王室政权下移的重要原因。因此，幽平丧乱的历史对周代礼乐制度带来的巨大的冲击与破坏，仍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幽厉微而礼乐坏”，东周伊始至齐桓公“尊王”，其间的确出现过一个“礼乐坏”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根本特征，是周王室一统天下的尊严受到挑战，诸侯国各自为政，因而出现了一系列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国语·郑语》记载当时之事云:“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权力的争夺使作为周代礼制基础的宗法制度受到严重冲击，周王室不但无法左右当时诸侯纷争的局势，这种纷争甚至发生在诸侯国与周王室之间。如鲁桓公五年周、郑战于 纟需葛，郑臣祝聃射王中肩。值此之时，尽管文化制度的连续性使人们在思想上仍然保持了对礼的重视，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上至周王，下至诸侯国君，逞意行事、违背周礼的事件比比皆是。周桓王之不礼郑庄，鲁桓公之弑隐公，齐襄公之弑鲁桓公，晋献公之逐群公子、杀太子，卫宣公之夺子□妻，郑忽之“先配而先祖”，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件充分地显示了这一时期“礼乐坏”的实际状况。即如齐桓公，于鲁庄公十年（前684年），亦违背“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 ⑥ 的礼义精神，因谭君之不礼故而一举灭谭。但是，自公元前667年齐桓公得到周惠王的赐命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开始，尊王秉礼成为齐人外交的根本政策，《左传·僖公七年》的一段记载可以作为齐国外交政策最好的注释:
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郑伯使大子华听命于会，言于齐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违君命。若君去之以为成，我以郑为内臣，君亦无所不利焉。”齐侯将许之，管仲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违此二者，奸莫大焉。”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今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对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帅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何惧?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君其勿许，郑必受盟。夫子华既为大子，而求介于大国，以弱其国，亦必不免。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齐侯辞焉。 齐人之尊王秉礼，史籍多有明确记载:
齐桓公二十年:春，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 （《左传》）
齐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 （《史记》）
齐桓公三十五年:夏，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左传》）
齐桓公三十八年: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 （《左传》）
在齐桓公君臣身体力行地倡导下，礼再一次呈现出了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协调当时复杂的社会关系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左传·闵公元年》载鲁遭庆父之难，齐仲孙湫省难，归而与桓公有一段问答，其文云:
公曰:“鲁可取乎?”仲孙湫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
作为霸主的齐桓公及其群臣对周礼的尊奉与推崇，有力地推动了春秋中期周礼的复兴。在当时及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里，“礼”不但被视为立国、立身之本，而且成为外交场合十分重要的斗争工具。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对“礼”极具精义的评说，如僖公二十七年赵衰云:“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僖公二十八年先轸云:“定人之谓礼。”同年晋筮史亦以“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之辞说晋侯以释曹君。只有在重视礼乐的社会背景下，秉礼行事、据礼力争才有可能成为小国苟存于大国之间的有效途径。《左传》关于时人对礼的评说，以及赋诗引诗之风在这一时期的盛行 ⑦ ，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社会礼乐备受重视的真实状况。
三
总结上文的讨论可知，齐桓公时代是一个尊重王室、崇尚礼乐的时代，同时也是引诗、赋诗之风开始兴起的时代。当时社会的礼制状况表明这一时代具备编辑诗文本的条件与可能。因此，当种种迹象表明齐桓公时代具备编辑诗文本的条件与需要时，我们便能做出这样一个肯定的结论:在齐桓公时代，周王室确实有过一次编辑诗文本的活动;在这次编辑活动中，不但《国风》中的大部分作品得到了采集和编定，而且，春秋前期仍以独立形式流传的《周颂》与《商颂》，也被纳入了以《诗》为总名的文本当中，以《诗》为名的《风》、《雅》、《颂》合集的诗文本从此产生出来。《论语·季氏》记载孔子之言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注家以为“天下无道”起自齐桓公称霸中原 ⑧ ，那么，这里所谓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亦可作为霸主齐桓公崇尚礼乐，诗文本因而得到进一步整理的一个旁证。
《国风》中的每一首作品，不管其内容是否与政治相关联，《诗序》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刺××”、“闵××”来解说诗旨。不可否认，其中有一部分内容，的确表现了相当明显地讽刺时政、影射执政者的特点，如《邶风·击鼓》、《鄘风·墙有茨》、《唐风·山有枢》等。但是，《国风》中的大部分作品，以抒发个体的情怀与感受为内容，其中尤其抒写男女思情的作品数量最多，如《邶风·终风》、《卫风·伯兮》、《卫风·氓》、《王风·采葛》以及《郑风》中的大部分作品。单从这些诗歌的内容本身出发，看不出它们与时政有任何的关联。从《诗序》说诗的特点来看，此次诗文本的编辑，与平王时代编辑诗文本的情况相似，也是在讽谏美刺的政教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是，时代的发展毕竟带来了诸多的不同。西周后期时政的黑暗与社会的动荡不安使诗歌的讽谏功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以讽刺为主旨的诗歌作品。对象的性质决定了编辑活动的性质与原则。因此，平王时代诗文本的编辑活动，是在讽谏美刺的政教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和完成的。然而，平王时代上承西周礼乐文化之盛，文化的连续性与传承性使这一时代仍然保留了许多西周礼乐文化注重仪式的特点。换句话说，在诗歌的美刺功能已取得主导地位的平王时代，诗歌的仪式功能仍然固守着自己的领地，在周人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当时的王室乐歌《周南》、《召南》，通过比较统一的主题，也就是乐章义，表现了相当浓厚的仪式特点。其二，仪式化程度最强的《颂》仍然固守着服务于仪式的功能而与服务于讽谏的《诗》别类分立。但是，到了齐桓公时代，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的改变。首先，《诗序》对“二南”乐歌的解释摆脱了乐章义的限制与束缚，表现了与他国风诗相同的特点，如“《汉广》，德广所及也”、“《汝坟》，道化行也”、“《甘棠》，美召伯也”、“《野有死》，恶无礼也”等，与“后妃”、“夫人”等全无关联。《诗序》的解说反映出来的时代差异，说明了由于乐歌仪式功能的失落所带来的乐章义的失落，这也成为《汉广》、《汝坟》等诗不可能与《关雎》诸诗同时编定的根本原因。其次，作为祭神之歌的《周颂》、《商颂》被纳入了以《诗》为名的文本当中，纯粹的仪式乐歌丧失了最后的领地，终于被融入了以服务于讽谏为最初编辑目的的诗文本当中。《颂》之入《诗》，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就是说，以乐教为主导的周代礼乐制度的仪式化时代随着《颂》之被纳入诗文本而走向了终结。中国文学萌芽于宣王时代、奠基于平王时代的以美刺为核心的政教传统至此确立，中国文化史进入了以德义之教为主导的历史阶段。与《颂》之入《诗》具有同样的标志意义的事件是，在僖公二十七年（前633年）出现了“《诗》、《书》义之府也” ⑨ 的说法，这是文学的政教传统已经确立并得到时人肯定的有力证明。自此之后，中国文学彻底走上了与政治联姻的不归之路，在两千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无法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而走自己的路。传统是一条河，下游流淌的水中，将永远保留源头的影子。
注 释
①文载《文学评论》2001年青年学者专号。
②笔者另外撰文专门考订《国风》作品的创作时代，此不赘。
③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
④《先秦礼乐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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