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民的生命是吾生命的过去，吾当下生命是先民生命因此世而所化。先民筚路蓝缕，开启的文明，是吾生命在过去历史中艰辛创化，故吾先民开启的郁郁文明，其精其神乃吾精吾神，这一源于历史的吾精、吾神必从历史中如泉之源源不竭、奔涌而入吾心、充盈吾心，必如破云之日月、不竭之江河，夺获吾人于嚣嚣芸芸之上。在嚣嚣芸芸的无根沉浮中，吾人为先民的文明所贯中，卑微如一粟的吾人知何为先民所创的文明。吾人在先民创化的文明中，知吾之过去，也在先民创化的文明中虑吾与先民这一同一生命的未来。
将吾人置于人类历史中，舍吾之一切，吾丧吾致极，虚明体会先民的一切。先民的伟业、先民的困苦皆从历史中向吾人涌来，吾人内心真实地体会着先民的一切。当吾丧吾致极，吾人内心与先民一起承载着亘古的创痛与文明的生生大乐。先民的历史何不就是吾人当下的一切，吾人当下的一切何不就是人类的真实历史。历史的一切如日月之明流贯入吾人卑微一粟内心中，吾人卑微一粟的内心充满人类历史文明的恩泽。充满人类历史文明恩泽的内心，不能自已地传承着历史，或曰这一充满历史恩泽的内心本身就是历史的具体再现。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之叹实道出千古士人之命，君子儒之命必上承往圣之绝学，下启万世之太平，若此方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君子儒之命非是己要如此，而是先民文明如日如月的光明之流贯中吾人内心，吾人之生命是先民之生命于当世的具体再现。上承下启，先民与吾生命同为一个生命的历史必然，吾人不得不如此。
“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之叹实叹孔子为中华文明之集萃者，孔子之精之神实是江河不舍昼夜的中华文明精神的再现。
“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同上）
孟子所明言之学实是道出中华千古学人之使命，虽“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学孔子虚明心体，上承往圣，下启后学。孟子明言所学即是君子儒之使命。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论语·子张》）贤者识其大，何谓大？大即立心、立命，于人类文明史尽己力上承下启。君子儒于当今东西文明交融之世，学无常师，与人相处，必要秉仁履义，虚明其心，以身弘道，上承先圣之学，下启后来者，此为君子儒份内之事。
君子儒于当今之世，有责任“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尽己力1，不尽己力者吾何以面对先民，不尽己力者乃人类文明史上的孱弱庸碌不思进取之人，是贼人，而非君子儒。受先民文明之恩泽，而己无尺寸之功于吾人类历史文明之传承，受人恩泽无以回报，不是贼人又是何？2深受恩泽无以回报，吾人有何面目面对先民、面对后人、面对己充满先人恩泽之内心。
故君子儒必要在人类历史中明己之使命。
明己之使命，使命已明，君子必要秉命而行。秉命而行，君子天地间无所逃，必要从嚣嚣芸芸众生中走向前来担当。担当即厚载，厚载，君子必要先修己，剥尽浮华。
吾人生命秉天地而生，其力生生不息如江河洪波汹涌不已。何以使此如日如月生命大力，驰骋张扬于六合而又藏密于心，发而能敛，用而不竭，莫过于礼——这一法则。何以如此而言？
想吾先民，履坚冰、逆冽风，于洪水横流、禽兽逼人境域中，烈山泽、驱龙蛇、兼夷狄，创吾中华郁郁乎文明，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必要遵循法则。法则自身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将吾人从蒙昧中剥离而出进入文明的创化力量，是一种推动个体与种族向前迈进的力量。3无法则吾人不仅不能立，更无以奢谈入精微致广大之域。文明之精微、之广大是在吾人遵循规则基础上的豁然贯通。一个个体、一个种族文明程度之差异在于其是否能严格遵循规则及在此基础上对规则的领悟。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圣人不因己命之微，而自溺于欲望之流中。圣人之卑微只是肉体会如朝露、枯枝逝去，而其心因秉日月神明之力，故圣人能秉天之所命，循法则、因人情制礼仪。圣人肉体虽如枯枝逝去，但其因人情所制法则的精神却如海上明月亘古贯今，一代代秉命而行新学人，无不是循先圣所制法则，脱离血气愚顽、脱离困厄，终入人类文明精微、广大的亘古流贯境域。
“礼者，养也。”礼——这一法则何以能养？
人之生莫不有欲，有欲则不能无争，争而无节则乱，故先王制礼以分之，此止恶也；吾人生而静，秉天地之正，动则有不正之处，何以则吾人之动止于正，需礼。礼秉天地之正，顺吾人之性，又节吾人之性，此礼又养善也。
故“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渺”莫过于礼。
礼之治民，教也、戒也，不得以而惩也。教者，教民养善去恶莫过于礼也。“礼者，交接会通之道”，交接会通必有争，争乃源于人性，有合乎人类历史进步之争，有乱己乱群之争。为止其乱，君子正人正己，为社会表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故君子之争必揖让合礼、合义，不合礼、合义之争乃禽兽之争，非君子儒之为。君子修己治人，以礼导民，从而导整个社会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这样一种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有序中。
教而不能使其近善离恶，则戒也，劝戒也。劝戒而不行，继为恶弃善，则惩也。
故礼——这一法则，因人情而制，养善去过绝恶。“不学礼，无以立”，“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吾族之先觉者，面对人生而欲，有欲不能不争，故因人性制礼，养善去过绝恶，脱离蛮荒，入文明精微广大。
以先王之名而定的礼——这一法则，实是先民在历经一次又一次大劫难、生命一次又一次毁灭重生后，从汹涌不息的人类历史中，浮华剥尽，真实乃现。礼——这一法则实是吾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经过血腥、暴力后的产物。故礼乃止乱，止乱故其能养民近善离恶。
结 语
君子儒一日三省己身，必要置己于宇宙苍穹中独孤自省，静候神明流贯其心；必要置己于人类历史中自省，明己上承下启之命，知己必要查与所要遵循的法则。
心有神明，秉己命，心存法则，若此一日三省自身方是君子之省。小人也能省，其心无神明居于其中，不知己命，不知遵循积善去恶的法则，其省终不入中正之道，与动物在进化中的纠错机制相去几希矣。
君子之省必要有神明居于其中，必要省己之行为是否遵循规则。循规则方能“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渺。”起敬绝恶，彼此交接会通方可缘彼此之情、智，循循善诱，彼此相砥相砺，近善远恶，虽不入圣贤精微广大之域，也可守身、立家有益于吾周围同志。且如前述，规则自身就是一种不能自已的“仁”的力量，是世界真实的大存有，固守规则，循序渐进，“仁”——这一世界真实“大存有”的生命力自会流贯入吾人内心中。正所谓“知之明、守之固、节之密、乐之深”，吾人明规则、恪守规则，而吾人又于事上节之密，吾人虽不欲入精微、广大之界，其由我乎！
循规则已久，在宇宙苍穹中静候的神明必安居于吾心。神明安居于吾心何谓？内心之仁如江河源源不竭、如日月周流不息，内心虚明无“意、必、固、我”，事物人情之精微无不洞若观火。心有神明大力，吾人居于具体境域而又不滞于所处之域，此谓神明居于吾心。
君子儒明神明、循规则、养己正、入精微广大。若此君子之省才能由个体之修养进入到上承先圣之伟业、下启后民所循法则的境域中。
君子儒之省己修己是为克己之虚浮，“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以无私意之虚明恭候神明充盈其胸，明人类历史所循法则，后必要省如何使先圣之学、所立规则与当世结合，为当世之民立人伦之极、立所循之法则。不入此省不是君子儒。正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君子儒之省必从省己身而入省己身如何为当世立人伦之极、立生民所循法则尽己力。惟入此域，君子儒之省方能入民族的反省之中，君子儒的反省方是民族的反省，民族的反省必要由一个个君子儒反省方可实现。当君子儒的反省在民族自我反省中进行反省时，君子儒的反省才有了自己的归依。
君子儒个体的反省与民族的反省是两极而又相互贯通。吾日三省吾身必要省己之省是否在省吾民族的人伦与民族要循的法则，惟在民族的自我反省中君子儒反省己才会有吾民族的神明正吾人之身，君子儒入民族的自我反省中，才能在“吾丧吾”过程中获得真正的个体生命。反之，无神明居于其心、明历史法则、秉仁履义、内心虚明、精微广大的儒生或曰知识分子介入民族的自我反省中，当今的民族的自我反省不可能为这个民族重新复兴寻找到一条真正的通途。
吾民族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就处于一个大变动时代，何以传承国故，融纳新知，为当今吾国吾民立人伦、建法则是当今君子儒首要反省并要予以解决的问题。当君子儒的反省融入民族自我反省中，君子儒的反省才开始了君子儒的反省历程，君子儒的反省岂能只反省己身而不反省民族当下要建立的法则与未来的路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立人伦之极，官、民有耻且格；亲民，立法则，导吾民、养吾民，息今日社会贼民、网民之现象；止于至善，吾国发展，平稳有序，和平崛起，远邦近邻不敢侮吾国吾民，彼此和睦相处。此三纲乃今日民族自省之核心，君子儒自省必要从省己身至省如何在当今中国社会实现此三纲，方为君子儒一日三省其身。
“吾日三省吾身”。
“终日乾乾，夕惕若。”
君子儒个体生命若是，吾民族生命又何尝不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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