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生为了加强其学术的实践品格，走的是与注重鬼神的楚文化（秦是被楚人灭掉，汉制度承秦，文化承楚）结合的道路，并演化为妖气十足的今文学派。董仲舒是其代表。董倡导天人感应，把不谈“怪力乱神”的孔子打扮为通天教主，把儒学神学化。今文学派争着运用儒学，把“《诗三百》作谏书”“以《春秋》决狱”，为政治服务。董仲舒之后，有些儒者编造“谶纬”，装神弄鬼，每下愈况。“五经”皆有相应的“谶纬”，连平实通俗的《论语》也不例外。《论语纬》中就把孔子说成“素王受命”，颜渊是“素王”的“司徒”，子贡是“司空”。把儒学弄得乌烟瘴气，把儒家经典搞得鬼话连篇。这种“实践”和“应用”在东汉末彻底破产，从此今文学派一蹶不振（鸦片战争后有个回光返照）。今文学派注释的经典多散佚失传。

儒家在今文学中扮演主角的经典是《春秋》《书经》《诗经》等，而《论语》只是作为儿童学习的初级课本，可以加添“神话”“鬼话”处甚少。统治者所重视的学科都设立了博士。文帝时始设立《诗经》博士，武帝时始置“五经博士”，汉代重“家法”，每一经的经师不仅各有各的对经典的解释，而且所传的经文也有差别，朝廷为了表示对不同传承的尊重，往往各立博士。西汉末，已经立有十四博士。但两汉始终没有给《论语》立博士。可见《论语》在官方学术体系中是地位不高的。

2、清谈风中的《论语》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统治力量衰落，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儒学统治受到挑战，有些士人公开“非尧舜而薄周孔”。学术也开始了由经术到玄学的转变。魏晋士人不拘于经典的文字及其中的典章制度，着重打通经义，并用玄学的眼光去解释儒家的经典，借此“大畅玄风”。自东汉末发生的名士清谈，魏晋之间，蔚然成风。清谈所用资料除了“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外，就是《论语》了。这样《论语》不仅是儿童读物，也成为名士们的谈资。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论语》呢？与儒家其他经典相比，《论语》多意象玄远的名言隽语（如“君子有三畏”“天何言哉”之类），这些正是清谈家的话头；另外《论语》中的孔子喜好品评裁量人物，这与魏晋和南朝名士很相近，《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品藻人物的文字。如把它与《论语》相比，可见两书有许多神似之处。这正是《论语》受到这个时期文士重视的原因。魏晋之际的王弼有《论语释疑》（已佚），还出现了何晏的《论语集注》。到了东晋元帝时为《论语》置博士，这才开始有了专门研究《论语》的学官。

“何注”把《论语》引上谈玄的道路。梁朝皇侃的“疏解”进一步发展了“何注”的玄虚风格，这就是《论语集解义疏》，它成为文人化的《论语》注本。魏晋到南北朝的名士以远离实践为高，《论语集解义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3、科举制度下的《论语》

隋实行科举制度，设明经、进士两科，为更多士人开放仕途。进士以考诗文为主，明经以考经义为主。唐代进士一科独秀，明经则不被人们看重。明经考试注重“帖经”，“帖经”类似现今的“填空白”，盖住左右经文，中间只开一行，以白纸贴住数字，令考生填写，如十条通五条以上，就可以口问大义了。唐代所谓的“经”是指“九经”：包括《诗》《书》《易》“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科举考试中没有《论语》，社会上清谈之风也逐渐消弭，此时《论语》又还原为儿童读物。杜甫流落夔州，说到夔州民风就有“小儿学问止《论语》”的句子。“止《论语》”是讽刺当地人不重视学习，会读《论语》是说仅能识字而已。

宋初的科举承唐制，在诗、赋、论、策之外，增加了帖《论语》十通。后来试经义，出题也包括《论语》。这样流行的《论语集解义疏》就不太适用了。北宋真宗时，国子监的祭酒（国立大学校长）邢昺认为《皇疏》太空疏，便对《论语集解》重新做了疏解。《邢疏》增加了对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疏解，逐渐替代了《皇疏》。《皇疏》遂于南宋间亡佚。

宋以来《论语》中发行量最大的注本，大约就是朱熹的《论语集注》了。朱熹一生致力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整理和阐释，他把“四书”看作教士子做人、做官、做学问的教科书。但这个“做”不是汉代“以《春秋》决狱”式地机械的“做”，而是通过学习这些典籍来“正心诚意”，改造自己，从而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能有个正确的出发点。朱注经典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原始儒家所倡导的观念理学化，对原始儒家观念作了新的阐释，其中也有歪曲。例如，“礼者，天理之节文”“义者，天理之所宜”“当理无私心则仁”等。在孔子心目中“礼”不过是周初的社会规范，“仁”不过是同类意识的展现，“义”不过是按照“礼”与“仁”去行事。朱熹从“天理”的角度阐释它们，增加权威性，增强其改造人的力量，把“正心诚意”看作天理的要求。自宋代理学形成后，儒学的实践品格与儒者个人修养日益合一，成为“心性之学”。

在朱熹生活时代，他的努力基本没有被统治者承认。直到朱元璋立国才把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儒学，《四书集注》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明代以八股取士，八股文的题目多出自《四书》，并以程朱的解释为准。从此，《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必读书。五百多年的无数科举考试，促使士人对于《论语集注》烂熟于胸，熟到不仅要会背，而且要每一句子、每一个字，理解其含义，并能从中生发出一篇文章来。

《论语》成为读书人“圣经”，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成为士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因此，当清末问题丛生、国家衰弱、社会腐败、列强入侵，于是人们查找问题的根源时，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儒学及其典籍。于是在清末民初，一些先进人士否定儒学、蔑视儒家经典就不奇怪了。

讲演者小传

王学泰

1942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流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目前关注通俗小说及通俗戏曲在民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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