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基本方法是“据正史，采小说”（明·高儒《百川书志》），把史家史著的素材与民间传说野史等素材捏合在一起，而以史实为基础依据。全书基本史事过程和总体历史变化格局，均“据实指陈，非属臆造”。但在题材处理和具体情节、人物描写中，罗贯中不仅汲取了传说野史中相关的素材，而且，进行了大胆的艺术虚构，使《三国演义》虚实结合。清代史家章学诚评论《三国演义》的虚实结构，曾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论断（《丙辰劄记》），点明了《三国演义》艺术方法的基本特征。这种“七实三虚”的艺术方法，是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创作《三国演义》最基本的艺术经验。

    与“七实三虚”的艺术方法相联系，《三国演义》表现的拥刘贬曹的倾向和蜀汉正统的艺术处理，也体现了罗贯中的艺术经验。

    在《三国演义》中，拥刘贬曹的创作倾向与强调汉和蜀汉为正统，两者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正统观主要反映了史家史著的历史正统观对《三国演义》的影响，体现《三国演义》创作中罗贯中对三国政权真伪主次的历史观点。“拥刘贬曹”的创作倾向，主要受来自民间的传说和野言稗史的影响，主要反映历代人民的思想愿望和审美意识，是罗贯中“采小说”的结果。把蜀汉正统与拥刘贬曹结合起来，体现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艺术构思的重要特点。

    作为创作倾向的“拥刘贬曹”与作为史系评断的蜀汉正统论在《三国演义》中表现着不同的形态。涉及历史发展及政权更替、政权相争，则有正统之争；展示政治仁暴、人物善恶，则多有“拥刘贬曹”描写。根本上说，“正统论”主要体现在《三国演义》中政治历史内容的范围内；“拥刘贬曹”主要体现在作品的艺术虚构的部分内。“拥刘”，一方面包含着称扬刘备乃是“帝室之胄”，合当继汉统的蜀汉正统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称扬刘备具有雄才大略，重义气，行仁政，宽厚爱民，具有圣主仁君的品德。蜀汉集团主要人物信义友爱，体现了理想化的封建道德。作品把“拥刘”与正蜀相结合，对蜀刘集团所行仁政加以肯定。而“贬曹”，一方面是斥曹魏挟天子令诸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不当继统：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暴露曹操的狡诈残忍、虚伪自私，具有奸雄的特征，是酷虐和暴政的代表。作品把“贬曹”与夷其非统相结合，对曹魏所行暴虐僭越加以否定。“拥刘贬曹”不仅是《三国演义》统系观念的反映，还是对政权性质、政治状况的一种评价倾向，是对人物功过品德的情感态度。因此，不能把“拥刘贬曹”的创作倾向与蜀汉的正统观分割开来，但也不能将两者混同或等同起来。

    《三国演义》的创作是将史家史著的写实笔法与文学家的艺术虚构笔法结合起来，这与史家史著的撰著手法明显不同，本质上属于文学创作。因此，《三国演义》中表现的蜀汉正统观与朱熹《通鉴纲目》等史家史著的蜀汉正统观也相区别。史著的蜀汉正统观虽也含有褒贬之意，但主要是史家认定封建蜀汉政权的合法地位，主要依据的是史实。而《三国演义》的蜀汉正统观，则是与艺术虚构、与拥刘贬曹的创作倾向联系在一起的，所包含的内容除了政权合法性之外，还有政治状况的良差、政治道德品质的完善等内容。《三国演义》的正统观，实际上是罗贯中将元明时期史家史著的蜀汉正统观念与民间传说野史中表现的拥刘贬曹的创作倾向相结合，并融入自己的历史观点和情感倾向而形成的艺术创作的重要构思，是罗贯中进行《三国演义》创作时处理创作素材，安排蜀、魏、吴三方政治势力主次格局地位的观点和方法。因之，《三国演义》中的蜀汉正统论虽与史家史著的蜀汉正统论有密切联系，但又有明显的区别，是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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