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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感，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了女性的处境，以赞赏的笔墨写女性对情感、家庭的渴求。较《三国演义》、《水浒传》以理性原则统摄复杂的人性内涵，《西游记》更多一些对人类感性生命的关注。这一变化包蕴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它是时代风云激荡的必然产物，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思潮的急剧变化，也表明作家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
《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也属世代累积型小说，但作家个人创作的成分更多一些，作家主体意识有了更大自由的发挥。“全书以诙谐滑稽为宗旨”，即便涉笔很少的女性人物也体现了真幻相生、幽默戏谑的艺术风趣。云中四圣为试禅心联袂上演的闹剧，女儿国国王为求匹配所引发的喜剧，还有观音菩萨的村言俗语及与孙悟空的幽默调侃等，都抹上了作者“性敏多慧”、“复善谐剧”的个性色彩。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西游记》虽未摆脱类型化的模式，作品中女性人物仍分几种类群，但道德化色彩明显淡化，个性化风采开始显露。作品中的女性，无论仙女、人女还是妖女，都富有较
强的“人情”色彩。
明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单一的封建人格模式受到冲击，个体价值广受关注。李蛰明确提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认为每个人的存在都有他自己的价值，都应让其“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李蛰还从“童心说”出发，鼓励人们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生活，这种以人为本的朴素的人本主义是思想界的一大革命，并给当时的文艺创作吹进了一股个性解放的新鲜空气。它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着极相似的地方，都是把人从附属于某种政治、宗教法律或道德伦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尊重个体的人生价值。
与时代思潮合拍，这一时期的小说敏感地捕捉人的自我意识的萌动，表现出迥异于传统规制的价值取向。《西游记》《金瓶梅》对传统的价值体系做了大幅度的修正。《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所体现的挣脱外界束缚、尊重人的个性、追求平等独立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传统的的价值观。那些女妖，若剥离其宗教目的上的吃人本性与人类并无多大区别，她们都各自为政，凭自己的能耐过活。她们对生命长存与享乐的追求，不也是人类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吗?女儿国王愿舍弃九重之尊以求得情感的满足，更使得注重事功的社会价值相形之下黯然失色。
新的经济形态对封建宗法制也构成了较大威胁，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尊卑上下的等级秩序。孙悟空大闹天庭就是为了求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尊卑秩序也不再那么森严可怖，难以跨越。由于作品很少涉笔夫妻家庭生活，我们仅能从非夫妻关系中去考察。观音与孙悟空的关系如同人间母子，观音对待悟空就象一位慈爱的母亲，即便骂他“泼猴”，也充满爱意。虽为悟空戴上紧箍儿，意在让他一路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观音却未曾念动过咒语。悟空对观音也十分信赖，一遇困难便请求援助，虽然有时出言不逊，但对两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并无大碍。在女儿国，师徒四人中唐僧因相貌英俊被招赘成亲，内心受着痛苦的煎熬，惟有偷偷落泪。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婚姻是不能自主的，稍有姿色的女子常有飞来横祸。而在女儿国中，这幕悲剧却由男子来上演。作者借唐僧的疲困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进行了辛辣的鞭挞。
在哲学领域，宋明理学的一统局面受到强大冲击。以左派王学为嗜矢的异端思潮风靡一时，王守仁“心学”从理学的反面论证了人的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大胆反拨了程朱理学对人性的禁锢。他的弟子王民在王学基础上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发展到万历时期，李蛰针对禁锢人性的虚伪道德提出“好货”、“好色”的口号，不仅在思想界、哲学界引起震惊，更渗透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引起了一场观念的变革。
《西游记》最早刊本是在万历二十年，创作时间更早，未逢晚明浪漫思潮的汹涌期，但是它得时代风气之先，提前感受到了时代狂潮到来前的微澜。可以说，《西游记》正处在新旧交替的链接点上，既有对前期思想文化的脉承，又初步显露出人文主义启蒙思潮的曙光。所以，作者在时代思潮与传统伦理观念的夹缝中左冲右突，对女性表现出既渴求又排斥的矛盾。唐僧、悟空都是“铁打的心肠朝佛去”，女妖又专以色害人，这些描写虽不无题材的规定性，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对传统伦理观念的认同。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作者通过猪八戒对“食色”的拼命追求，肯定了世俗凡人的人生欲望。作品中的女仙、女妖对尘世生活的向往，对人欲的渴求，都折射出呼唤、期待人性回归的时代精神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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