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家看来，统计学意义上的流氓永远是社会的少数者，但在我们看来，流氓社会的成员就是流氓话语的言说者，他们永远是全社会的大多数。这个话语空间远远溢出了统计表格、语言辞典和语文教科书的边界。流氓的秘密决不是它对于道德和权力的公开颠覆，而是对于话语的秘密征服。丧失了身份的人们与前意识形态发生了广裂。言说的属性被悄然改变了。一种与秩序话语截然不同的语法开始启动，试图喊出一种离经叛道的声音。流氓话语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们在大地上滚动，像雪球一样无限地增长着。经过漫长的角逐 终于坚硬地屹立在世纪末的中国大地上。它是一个庞大的话语织体，它包含着色语、酷语、秽语以及各种形式的文本。所有的流氓社会及其流氓主义都是在话语的温床中诞生和发育的，并且还要在各种话语喧嚣中发出自己的犀利声音。
一个著名历史文本成功地表达了这些。吴承恩魔幻小说《西游记》里的猴子，是一个灵巧的动词、也是暴力之神，代表着流氓的剧烈的反叛。他的棍子“金箍棒”像阳具一样可以自由伸缩，喻指着所有那些粗暴的阳性事物：怨嗔、戾和仇恨 。不可思议的是，孙悟空仇视女人，尤其仇视那些企图引诱和染指唐三藏的女人（如占据“盘丝洞” 的女妖“白骨精”），他的妒忌的激情使他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同性恋者。而皮肤白皙和性情温和的圣徒唐僧，则扮演了一个B角同志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管束性情暴躁的情人，并要让一个天庭反叛者和江湖流氓跟他一起成为圣人。猴子和唐僧的组合，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文化对偶关系，在他们背后，掩藏着流氓和圣徒之间的秘密的灵肉亲昵。
而在猴子的身影以外，一头猪，一个肥胖而慵懒的动词，和他的钉耙一起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并且触发了我们的笑声。这就是猪八戒，一个在天堂里负责卷放帘子的仙人和异性恋者，因为对仙女作性骚扰而遭到贬窜，投胎成为小猪，又被唐僧收伏，成为取经四人帮中的成员，从而开始了一场被天帝逼迫的游走。这是中国特有的喜剧，也是唯一的土地喜剧，据此他受到了长达500年的奚落与嘲笑。他和猴子的古怪对抗是反讽与正谕的较量，但他却是无限可爱的 跨越数百年的话语时空，成了500年后女孩子们追逐的对象 。这究竟是为什么？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我们又是如何面对这一变化的？
我们看到，毛时代受宠的造反猴子遭到了冷遇，而慵懒的猪却越过经文里沉重的教义，甚至越过他自己管辖的帘子，成了新时代的话语宠物。
猪八戒是对土地和农民的身份反讽。他的钉耙示意他是个纯粹的农民，但他却拒绝耕作，懒惰和贪欲（贪色和贪财），与农民的美德（勤劳、节俭、以及欲望的有限性）形成讽刺性的对比。他的“猪性格”反讽了他的农民身份。他是乡村欲望（永无止境的食欲、贪欲和情欲等各种欲望的复合体）的一个反讽性寓言。另一方面，他曾经拥有的卷帘身份，则暗示着他与闺房和女色的暧昧关系。帘子是通往性密室的脆弱的门。这半明半昧的帘子被守帘人自己急切地揭开了，并且不幸地看见了帘后的事物――女人。猪就这样破坏了农民的操守，成为土地伦理的叛徒。
猪八戒就是农民和流氓的关系的寓言。他是一个天庭的武官，在性侵犯女人的意义上成为流氓，或者说是流氓和农夫身份的混合物，国家主义（玉皇大帝）藉此嘲笑了他，并判决它拥有一个猪的形貌。这责罚是奇妙的，它不仅意味着他应当是丑陋的，而且应当接受行走（取经）的苦难。这行走就是流氓的特征。猪八戒首先在性行为方面出现了流氓的征兆，而后又在前往“西天”的行走中获得了流氓的更多特征（这就是他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的原因）。他注定要在在历经磨难的行走中成为一个纯粹的流氓，被各种身体的欲望所纠缠和支配。这正是他可爱的方面。他没有像唐僧那样自我压抑，也没有像猴子那样沉浸在病态的嫉恨之中，而是坦然言说着他的全部欲望，并且为这种细琐的欲望而奋斗。
《西游记》对我们而言是如此重要，因为它几乎成了两种话语的象征。猪是欲望解放的代表，他不仅标定了由农夫向近代市民变形的历程，而且成为小说的情色叙事的化身；与此同时，猴子则开启了近代暴力叙事的先河。这两个半人半神的生灵像两座雕像，分别代表着色语和酷语，喜剧性地屹立在了我们展开话语探险的入口。
一、色语：密室生涯的终结
色语即情色话语的一种简称，它是所有话语中比较隐秘的那种，它从一开始就是身体欲望和密室生涯的组成部分，无论在民间还是宫廷，它的私密性都是无可置疑的。但由于流氓的介入，它最终被转换成普遍的公共事件。它把所有的读者（观众）都变成了床帷偷窥者。国家主义的道德禁忌并不能阻止它在公共话语领域的这种蔓延。《金瓶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流氓文人是如何利用话语权来实施“文化泄密”的。这场叙事政变更改了色语的命运，令它最终成为流氓话语的主要专利。如今，散布在手机短信和网络笑话中的民间色语（此外还应加上政治幽默），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智慧的最高代表。
古典色语
古典色语是宫廷色语和士大夫色语的混合物、皇帝、贵族和士大夫的话语专利。在唐宋诗歌和明清小说里，它们始终以诗歌、隐语和谜语的方式出现，狎妓的风情被知识分子的典雅话语所掩盖，拥有一个由纱窗、珠帘、画屏、红烛、鸾镜、绮帐、玉钩、香衫、罗带、锦衾、玉枕等大量床帷物事构的香艳语境，但它又是如此的优雅，与梦幻、愁苦、相思与恨泣等灵魂情语互相缠绕，弥漫着忧伤的诗意。
基于知识份子的积极参与，中国古典色语充满了语词的机智，并且总是被包裹在一些微妙的谜语之中，成为一个散布着各种隐喻、讽喻和象征的话语织体。“吹箫”和“弄玉”是一个范例，它的广泛存在证实了经过隐喻处理的色语是如何大肆流行的。李商隐的诗歌则是另一个范例，它用大量隐喻堆积成一个中级官僚的情欲叙事。在《无题》中，他的著名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春蚕”和“蜡炬”暗喻男性生殖器，“丝”与“泪”暗喻精液。李商隐的另一诗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也充满了床帷性爱的暗示。其中“巴山夜雨”就是“巫山云雨”的二度转喻。但这些精妙隐喻却由于其多义性和歧义性而遭到长期误读 。这是知识份子隐语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古典色语最终只能成为少数人的书房－卧房游戏。它的机智阻挡了它与人民的对话。
明代的孔子第64代后裔孔尚任的作品《桃花扇》，对色语作了进一步“人文”改造：女主人公李香君为了政治贞操以头颅撞墙，鲜血溅落在团扇上，被改绘成一株艳丽的桃花 ，成为民族－国家主义操守的象征。但这其实是一个微妙的性行为转喻。“香君之血”的真正来源并非头颅而是生殖器，它起源于对处女破瓜初夜的床帷记忆。颅血是对“初夜之血”的一种镜像式仿写，它不仅暗示着对头颅（灵魂与精神）的处女权（气节）的自卫，而且也暗示对肉体贞操的捍卫。儒学家就这样成利用被彻底雅化的色语，成功地题写了“爱国主义”和“爱身主义”的凛然大义。甚至康熙皇帝本人也无法对这个汉人怀旧的政治文本有所物议。古典色语终于随着文人戏曲的胜利而征服了15～16世纪的中国。
知识份子（士大夫）对民间话语的围剿与征用是一个历史传统。明代士大夫夺走了戏曲的话语权，把它变成知识份子话语的专用容器。民间话语直到清代才开始复兴，并挑战文人戏曲，形成激烈的“花雅之争” 。徽班进京显示了民间话语的力量，但“花部”戏曲最终还是被乾隆皇帝所征用，经过再度雅化，成为极权国家主义的内廷艺术。
作为当代色语作家，***本关键字已替换***写给夫人江青的诗歌《题庐山仙人洞》提供了雅化的最新范例――“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官方学者企图掩蔽它的真实语义。郭沫若宣称，这首诗隐喻了中共与苏共交恶之后的险峻政局和中共的豪迈无惧的气慨。作为一种权威性释义，这一解说在文革期间曾经大肆流行。但文革后期，某些北京高级知识份子举行新婚大典（主要是二度婚姻），其婚房多悬挂毛的这首诗的书法作品，作为对圆房者的一次亲密而高雅的祝福。这不仅表达了对官方释义的蔑视，也体现了还原毛诗本义的反讽性努力。
民间色语
只有民间色语才真正解放了情欲叙事。从元代开始，基于古典知识份子话语的衰败 ，说书人、戏子和下层知识份子（落第文人）建立起话语联盟，企图从一
个全新的方向拯救汉文化，并寻求话语的民间出路。城市戏剧（杂剧）开始迅速繁荣起来。元朝政府下级官员王德信撰写的《西厢记》剧本 ，无疑就是这种合谋妥协的结果。一对男女在丫鬟的安排下翻墙幽会，上床做爱，随后又大胆私奔。其唱词融合了传统的古典知识份子话语和民间口语，成为一个爱情的浪漫样板，照亮了此后七百年的中国舞台。尽管它仅仅是一种美学反叛的开端，却遭到国家主义的严厉追杀。明清两代都把它当做“淫词”而列为禁书，乾隆甚至亲自主持了对《西厢记》的批判，向民众颁发训诫，严禁该剧的刊印、演出和传播。
《西厢记》是利用唱词进行虚拟做爱表演的范本，崔莺莺的独唱细致描述了整个性爱过程，从“绣鞋半拆”，“将纽扣儿松，把缕带儿解”，经过“软玉温香抱满怀”，直到“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 ，其中“花心”、“牡丹”、“嫩蕊”、（暗喻女阴）“露”、“水” (暗喻女阴之水)和“鱼”（暗喻阳具）等都是有关性器的公共隐语，这是古典色语在经过民间改造之后的一种全新语体，在中世纪城市的街巷中散发着半俗半雅的古怪光芒。
在汤显祖的《牡丹亭》 里，传统的性符码经过强化，构成了少女怀春传奇的话语核心。故事叙述少女杜丽娘游园时做了一个春梦，梦见在柳树下与一位青年
调情和性交，醒来后郁郁寡欢，思念成疾，竟然伤春而死，葬在梅树下，其鬼魂说服阴曹判官放回阳世，继而找到那位名叫柳梦梅的青年，教他开坟救人，少女还魂而起，与柳梦梅结为秦晋之好。整部戏剧充满了有关各种性隐喻的符码，其中花卉（牡丹、梅花、芍药、杜鹃等）多是女性生殖器的隐喻，而柳枝、毛笔、箫管和雨伞则是男性生殖器的隐喻。“柳梦梅”这个名字，无非就是男根梦想女阴的意思。为了强化情欲的语义，剧中还出现了一个有性交障碍症的“石女”石道姑，藉此作为杜丽娘的反转镜像。在开棺之后，石道姑用壮男的内裤烧成灰烬，调和热酒，灌入杜丽娘口中，使她得以重生。这种被称之为“烧裆散”的还魂药，就是男性精液的转喻。我们看到，在《牡丹亭》里，导致女人的死亡和重生的原因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男人的性器和性爱。
色语的粗鄙化
隐喻是士大夫从事情欲书写的一个基本策略，它推动了文人和市民在淫趣上的妥协。但在另一面，但王实甫和汤显祖唤起的不仅仅是一种叙事伦理学 的妥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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