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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来看，文学史是一个承前续后，不断推进的过程。苏、李、枚乘之后自有建安，有黄初，正始之后，自有太康，有元嘉。如此而论，唐是一个诗歌高峰，它是一种典范，也是一个过程。“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如果独尊盛唐，排斥其他，那么文学史便是一片苍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否定了后代的可创造、可超越性，学诗者就势必脱离生活，刻意仿效，“佣耳借目，寻条屈步，终其身为隶人而不能自出。”(10) 一步一趋，势必成为毫无精神气格的赝品的制造者。牧斋强调，诗歌不当以“时”分界定格，而既然唐代之诗不必如汉魏，那么后代之诗何必专门祖祧盛唐呢？
挑战“独尊盛唐”的强势理论的目的在于摧陷旧垒，荡涤迷雾，这为提升宋诗的价值作了有力的铺垫。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唐宋诗之间的关系？牧斋将这一问题放到诗歌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来考察，认为“天地之降才与吾人心灵之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题徐季白诗卷后》），宋诗在中晚唐之后出现是一个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承接。而将唐与宋作为两个阶段来看，则认为“古今之诗总萃于唐而畅遂于宋”（《雪堂选集题辞》）。唐之“总萃”是一种高的境界，宋之“畅遂”是一种大的格局，境界要高，格局要大，故二者不但不可轩轾，而且应兼宗兼尚，结合互补。结合互补的前提是对同样具有历史性的两种诗美形态在价值观上等量并重。
其实，在元明两代，唐诗的身价一直很高，与宋诗几乎落得覆瓿的命运相比似成霄壤。因此在明末清初这一特定的文学史阶段，要将唐宋诗相提并论，文学史家所要做的是改变“宋无诗”的一偏之见，使宋诗还原回复到诗歌史应有的地位上，与唐诗真正对等地衔接起来。对于在明末和清初操持着品评诗文“权柄”的牧斋来说，为此最能产生影响的努力是既扬搉宗尚唐诗者，，同时充分肯定那些出入唐宋尤其是能深入宋诗堂奥的诗人。如《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评李东阳云：“诗则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出之。弘、正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石田诗钞序》评沈周云：“晚而出入于少陵、香山、眉山、剑南之间，踔厉顿挫，沈郁苍老。”《列朝诗集·丁集》评汤显祖云：“四十以后，诗变而之香山、眉山，文变而之南丰、临川。尝自序其诗三变而力穷。”又评归有光云：“其于六大家，自谓可肩随欧、曾，临川则不难抗行。其于诗，似无意求工，滔滔自运，要非流俗可及也。”又评程孟阳云：“其诗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缪。七言今体约而之随州，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晚年学益进，识益高，尽览《中州》、遗山、道园及国朝青丘、海叟、西涯之诗，老眼无花，昭见古人心髓。”
牧斋称美的以上五位诗人都有相当深厚的唐诗根柢，但又能在较高的层次上参互唐宋，甚至综贯宋元，具有比较开阔的诗学视野与识见，而这种视野与识见正与他甚为服膺的转益多师，不拘一格的理念相契合。契合愈深，揄扬愈激。在上述五家中，李东阳和程孟阳受到的肯定最充分、最全面，同时代人和后人往往以为过于溢美，不无微词。诚然这种溢美中确有某种“党同”而且自爱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伐异”，笔下有明确的比较、诋讠其 的对象，是一种有背景的溢美。在《题怀麓堂诗钞》中牧斋有一段揭示孟阳何以扬搉东阳的话颇可注意：近代诗病，其证凡三变：曰弱病、狂病、鬼病。“孟阳于恶疾沉痼之后，出西涯之诗以療之曰：‘此引年之药物，亦攻毒之箴砭也。’其用心亦良苦矣。”由此透过一层便可以看出，牧斋拱手尊奉二阳老，同样具有引用典型，针砭时弊，扬弃俗学以昌隆诗道的动机。在明末清初这诗学发展的特殊时期，不带着某种自爱和偏宕的激情去褒扬不废宋诗者，实在无法改变宋诗被唾弃不顾，粪土不堪的命运，也难以使唐宋兼宗，融通出新的诗学选择引起注意和呼应。因此，对于这种“有背景的溢美”，勘透其深心，似乎倒也无须苛责。
三、崇尚杜诗：钱谦益由唐向宋的起点
也许正因为钱谦益与程孟阳友谊笃厚，诗学交流特别密切，因此人们往往认为钱、程二氏诗学宗尚一致，其实这是一个包含着较大误解成分的看法。虽然钱谦益对程氏确实始终向慕，称颂孟阳诗论“在近代真是开辟手”（《题怀麓堂诗钞》）；并云“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孟阳律诗是吾师”，且称自己的“涉津”实与孟阳相上下（《复遵王书》）。但这类表述一方面是在俗学大行其道，七子派劫持当世的情况下，对其所表现出的独立自持，不随流俗的文人品质的欣赏，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对其凸现遗山、西涯面目，昭示其精蕴的鉴识的赞同并借以树纛而伐异。不过，从诗学兴趣、创作宗尚来看，二人并不尽相同。“孟阳读书不务博涉”（《列朝诗集·丁集》），诗学渊源虽可溯及剑南，然主要宗尚却是中唐刘随州及晚唐许丁卯一路，谦益的趋尚与此有较明显的差异。
谦益的诗学根柢大致是祖宋而祧唐。“祖宋”是说牧斋于宋代有由眉山到剑南而连接成的一片“诗学腹地”；“祧唐”则意味着牧斋对唐代诗人有所继承。在唐代诗人中，牧斋对杜甫始终心仪而师范，他平生治杜诗用力最勤，《杜诗笺注》汇聚了他长期研治杜诗的成果。这是对杜诗文本的研究，对杜诗学术史的研究则见之于《初学集》卷一百十《注杜诗略例》、卷三十二《曾房仲诗序》和《牧斋外集》卷五《薛行屋诗序》等。其序曾房仲诗集指出：“自唐以来，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并揭示出杜甫对中晚唐诗家的影响，在薛桴庵（行屋）诗集序中，牧斋将宋人学杜家数一一点来，如玩家珍，足见其对杜诗及宋代诗人探究之功力。我们知道宋诗的特质于唐代诗人中特别近杜，“自宋以来学诗者多师法少陵”（钱谦益《薛行屋诗序》），宋诗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杜诗的影响史，因此后篇序文尤当重视。以其为津梁，我们更能理解牧斋推崇杜诗与提倡宋诗之间的关系，把握其由唐向宋的祈尚及起点。
尊杜何以成为牧斋深刻的诗学祈尚，并确定其走向宋诗的途辙？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引证他对以学杜而享誉诗坛的著名诗人周亮工的评论。亮工，字元亮，号栎园，论诗肤七子而戋竟陵，曾痛感诗道榛芜，刻严羽《沧浪诗话》行于海内，以示其谬，深契牧斋之心，故推奖有加。其《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云：“或曰：‘子之推评元亮也，其旨要可得闻乎？’余告之曰：‘有本’。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轖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偪侧、时命连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舂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唐之李、杜，光焰万丈，人皆知之。放而为昌黎，达而为乐天，丽而为义山，谲而为长吉，穷而为昭谏，诡灰奡兀而为卢仝、刘叉，莫不有物焉，魁垒耿介，槎枒于肺腑，击撞于胸臆，故其言之也不惭，而其流传也，至于历劫而不朽。”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论及的昌黎以下数人，正与《曾房仲诗序》中所提及的“得杜之一枝”者大致相同。由此可知，牧斋所谓“有本”正是自《诗经》以来至杜诗而集其大成的生命和现实感怀。它迥异于沧浪的所谓“妙悟”，不是那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会神韵，而是千容万状的身世淬厉，潮卷心魂的世运蛰启，性情与学养，知识与体验的交互融铸，既具有理性精神，又浸透感情色彩。而检视明代曾操持文柄，劫持当世的七子派虽然以盛唐为圭臬，但“本之则无，徒以词章声病，比量于尺幅之间，如春花之烂发，如秋水之时至，风怒霜杀，索然不见其所有”。(11) 至于竟陵派，欲以“深幽孤峭”纠公安俚俗轻率之偏，但“袁氏兄弟，则从眉山起手”，“眉山之学，实根本六经，又贯穿两汉诸史，故能凌躐千古”，(12) 而钟谭一味抽绎幽情单绪来造境，视界终小，意蕴也浅，其结果反而成为七子一类“枵然无所有”者。(13) 牧斋反复强调衡评诗作的标准不在“妍媸巧拙”，而在“有诗无诗”，“有本”则谓之“有诗”，否则即为赝品，“终谓之无诗而已矣”。(14) 可见牧斋之“尊杜”正是对“有本”这一诗歌创作最根本原则的确认与提倡，力求以此一变浮伪并作的诗风。
然而“尊杜”一般来说应当引导出“祖唐”的趋向，但牧斋之“尊杜”何以成为走向宋诗的起点和唐宋并重的支点呢？固然宋人好以学问为诗，注重义理表达，创作运思带有学人色彩，主体意识具有现实感和使命感，艺术表现善于广泛吸纳，以故化新，如此等等都与杜诗款通，甚至可以说正是宋人自觉追求和仪法杜甫的结果。这些都决定了牧斋诗学的可能的取向，但是从根本上说，诗文化是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运动、演变同步共振的，因此具体的诗学形态、风格替兴终将取决于时代的潜在选择。
那么时代风会作为一种客观环境，哪些因素对诗学形态和风格的变化发生作用？主要是以经世致用为宗的实学思潮和天崩地坼的易代之变，而后者尤为重要。这风轮火劫、神州陆沉的灾难将具有盛世色彩的庙堂文化氛围荡涤一空，此时作为昔日诗学偶像、典范的李杜必然被遗民（当然也应该包括一些走近清廷的士大夫）重新体味一遍。“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之时，实宜“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之作。显然奇思壮采，明朗高华，充满青春浪漫气息的李白诗已难以成为沦陷于劫灰的诗人的精神通道，倒是心存忠爱沉郁苍凉，老树古垣般的杜甫诗最能表现摧颓压抑的遗民心态了。“诗人遭乱称作手，杜老天宝剑门走”（《张子诗粃》卷三）。遗民作家追踪着少陵的心路历程，在声华发越的唐音和沉潜坚实的宋调之间，也必然走向后者，究其原因，“盖盛衰之感，不能寓于肤阔，此其所以折而入宋欤”（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六）。
进一步看，在胜国宗圯倾败之时，清初的先朝遗民们与宋代诗人，特别是晚宋的诗人们有着同样或相似的被“异族”所亡的悲剧性的心理体验，这时宋诗以及宋学作为历史上曾经被“异族”征服的宗国的文化遗产，有着特别的意味，成为一代遗民寄托民族情感的载体。牧斋正面肯定宋诗之说并不多，但对宋遗民诗却高度称赞为诗史，便是出于一种民族情感的共鸣。这里不妨再旁涉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事实：明末包括钱谦益在内的一批激烈地击排、否定八股文（时文、制义）的诗人、学者到清初时态度都有所变化，最典型的莫过于吕留良了。明亡时他曾作诗痛叹“断送江山八股文”，但从顺治十二年（1655）起，他便开始评选时文，历时二十年，成为著名的“时文选家”。他在《答张菊人书》中曾透露其宗宋诗、嗜时文，并非“本意”。本意为何？《与施愚山书》云：“某跧伏荒塍，日趋弇固，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显然借八股文浇其块垒，发其郁积，正是深刻的民族精神之转注，“时文选家”后有一个壁立万丈的明道救时的人格形象。吕留良时文观念的转变大致也能够反映出牧斋的心态，它从一个侧面清楚地说明，特定的情感类型决定着对文学史人物崇拜对象和各种文体选择的态度，因此在朱明被“异族”夺鼎而易代之际，诗人们追踪少陵和月泉诸老，移情于天水一朝化育之宋调，实在是民族精神涌动的必然趋势。
四、交融乃新：清代诗风的演变
在原本为唐诗（盛唐之诗）占尽风光的诗学领域导入宋诗，是明末清初时代遽变与文学史内部运动合力所致。关于时代性的因素清代前期人心知而未便明言，而就文学方面因素所论却相当透彻，如《四库全书总目》云：“诗自太仓、历下，以雄浑博丽为主，其失也肤；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为宗，其失也诡。学者两途并穷，不得不折而入宋”（《唐贤三昧集提要》）。“平心而论，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精华录提要》）。钱谦益的作用也因诗坛风会的变迁而被肯定，如乔亿《剑溪说诗》云：“自钱受之力诋弘正诸公，始缵宋人余绪，诸诗老继之，皆名唐而实宋，此风气一大变也。
当然，正如学者们所指出，将“开国之初”笼统地归结为“竞尚宋元”并不符合史实。(15) 事实上撇除七子派的强大的惯性影响不论，就唐诗本身的美质来说，也永远是无可替代的。“学诗者离唐必伧”，唐诗是千百年来诗人们不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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